中国■■■主管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混帐阵营，意识形态开始束缚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混帐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早知道他们今天会全盘西化，当初我们就应该跟美国结盟，而决不咽下斯大林的那口恶气）。
1953年，斯大林死掉了（我不用逝世这个词）。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定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开始与中国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拒绝。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蒙古也亦步亦趋象走狗一样跟随着苏联的指挥棒大骂中国。蒙古几乎成了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然而星转斗移，时过境迁。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往日的苏联已不复存在。俄罗斯自顾不暇，哪里还能接济别人。蒙古被人家无情地抛弃了。于是蒙古开始把眼兴投向了南方的这个日益兴盛的大国、不久前的 祖国－中国。
中国的博大胸怀真是世所罕有。当初中国衰弱的时候，他们背弃了祖国，先是投入沙俄的怀抱，后来又投入强大的苏俄的怀抱。今天中国强大了，他们又回过头来，要求得到中国的帮助。而中国待他们是何等的宽容。九十年代初，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带去了大量的物质援助，使陷于崩溃边缘的蒙古经济得到恢复，日益贫困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今天，蒙古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蒙古没有出海口，蒙古的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中国的铁路和港口。没有中国的帮助，蒙古不知要穷到何时。
一九九五年，我有幸去蒙古国访问，带着一种特殊的心情。做为俄化了七十多年之久的蒙古，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蒙古的确已经严重俄化。城市里遍布俄式建筑、俄国汽车。人们的穿着和饮食习惯也几乎俄化了。但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文物店里，我看到出售的很多文物几乎就是中国的文物，有古代的，近代的，也有现代的。如清朝皇帝的画像，铸有袁世凯、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的钱币等。这充分证明了蒙古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源远流长的密切联系。我当时就在想，蒙古离开我们并不久远，难到要永远地分离吗？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要了解历史。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教训。历史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公正可言，落后就要挨打被欺。为此，蒙古独立的前前后后，我们应当在教科书中加以体现。对蒙古的独立过程，我们不能彻底遗忘。
今天，台湾问题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够强大，台湾问题难免象当初的蒙古问题一样难以解决。而时间拖得越久，台湾就会象蒙古一样与我们越生疏，这期间如果我们的力量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那么台湾问题将永无解决的日期，甚至有一天会象蒙古一样做为即成事实，在有求于人的情况下被迫加以承认。为此，每一个有种的中国人，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要把建设祖国做为自己肩上的重任。我们的祖国一定要强大，我们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台湾问题与蒙古问题还有一点点的联系。现在台湾当局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我看可以对台湾的说法加以补充，即在统一的前提下，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分治的中国。然后以联邦制或联合政府的方式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或许将来还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
蒙古国＿这个拥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的形成，对于今天大多数的国人来说，实在太陌生了。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在日常的新闻传媒中，你根本得不到一丝有关的信息，仿佛那里根本与我们无关。以至于很多朋友在跟我聊天谈到蒙古时，根本不知道蒙古的独立是本世纪初的事，也不知道他们的独立直到1949年才得到我国的承认。
常有人从因特网上下来后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对我说："嗨，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怎么还包括蒙古？"这个问题着实让我感到尴尬。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才好。一两句话说不清，说多了又难免把握不住立场。我只是奇怪，对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直到四十年代末才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这么一大块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土地，在中国的近、现代史教科书中为什么只字不提？中国的土地丢掉了就彻底算了？连一丝印象都不能保留在人们的心中吗？照这样下去，那么将来如果台湾彻底丢掉了，再过四、五十年，我们的下一代也将对我们今天为国家的统一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和代价遗忘个一干二净。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计，必须对中国的近、现代史加以充实。有关蒙古的事情也必须向国人讲清楚（还有大量其它的事情）。如果国家教委哪位领导看到此信，应当扪心自问，深深反省。现今蒙古国所在的那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国土。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宽厚的中国皇帝充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发祥地也是在我国的东北境内。这个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他们向中亚、西亚仍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蒙古人从此为 欧洲人所熟知，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
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天朝政权，但是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蒙古的分离，只是本世纪初的事。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没有贪婪的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建立各自势力范围的罪恶活动，那么蒙古永远不会分离出去，即使有短暂的分离也会重新统一。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则是历史的主流。有史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哪个政治势力，哪个民族势力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无不把统一中国做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这，可以说 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西方列强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一统江山从此开始遭到破坏，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神圣国土开始惨遭瓜分、蚕食。在这里我不想谈及被沙俄吞并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想谈及中印边界问题、中缅边界问题、还有其它的边界问题。蒙古问题之多已经令我无法一一道来。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掠夺、打击之下，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气数已尽。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的清朝政府。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时代。然而在那样一个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可能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活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1911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然而不同的是，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事实上，外蒙古立即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 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彻底推翻。这时的 "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 "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坚难。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彻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转眼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此时，十月革命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外蒙古大草原。贫苦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蒙古人民■。1921年，蒙古人民■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因麻痹轻敌，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领导的 "蒙古临时人民政府" 宣布成立了。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了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７月占领了库伦。 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共同组建了 "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发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 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
（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还一直赖在蒙古不走，直到1986年，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宣布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然而这时候蒙古的独立早已成为事实，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
认。收回外蒙古主权已经不可能了。）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 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但美国估计，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 "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6年1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 "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后来美国因使用原子弹对日本本土进行打击，迫使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开始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
1949年10月，中国的内战以■■■的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的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北国大漠，烽烟迭起，你争我夺。旧中国积贫积弱。1945年，外蒙古在外力的支持下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这段历史进程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早在19世纪的80年代，沙俄就开始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在外蒙古扩张势力，把外蒙视为它的势力范围。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早已觊觎外蒙的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危在旦夕，无暇顾及边防的时候，由其驻库伦（即现在的乌兰巴托）总领事出面，策动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脱离中国。11月30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接着，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找库伦当局谈判，遭到拒绝；武力镇压又遭沙俄政府的强烈干涉（沙俄政府声言，“如中国进兵外蒙，俄当干涉”）。
另一方面，沙俄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于1912年11月3日，同由它扶植起来的外蒙古当局订立了《俄蒙协约》，规定：由俄国扶助外蒙古的“自治”及训练外蒙古军队；外蒙古不得允许中国军队入境，不准华人移植蒙地；外蒙古准许俄人享受本条约广泛的特权（如自由居住来往，经商，开矿，务农，以及开设银行、邮局等等）。
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别无出路，只得与沙俄谈判寻求解决外蒙问题。
1913年11月5日，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虽然也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外蒙取消独立；但规定，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不驻军，不移民；逼迫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即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对外蒙的所谓“宗主权”），由俄国实际控制外蒙。
1915年6月7日，沙俄政府、外蒙当局和北洋政府三方又在外蒙的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中俄声明”，并予以具体化。
据此，1915年6月9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时任总统的袁世凯则册封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搞“独立”的有关人员。外蒙实行所谓“自治”；但实际上日益沦为沙俄所控制的地方。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虽然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从中国掠夺的一切。但是，在外蒙古问题上，它事实上是继承了沙俄的衣钵。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苏维埃俄国不想，也没有把外蒙古真正看作是中国的领土。
1919年7月25日（也就是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后不久），苏俄政府对外蒙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它的一切权力属于蒙古国，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它的内政”。并表示，苏俄要求立即同外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其间，来了一个插曲：1919年11月7日，外蒙当局又突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恢复前清的旧制。几年前闹独立的外蒙古封建势力难道真想要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了吗？不是的。外蒙古本来是靠了沙俄的支撑来维持其“自治”的。现在沙俄政府垮了台，远东的沙俄残余势力自顾不暇。外蒙的外援断绝，于是导致了财政困难、社会混乱，民众反对“自治”。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只得求助于北京。于是，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顺水推舟，在11月22日下令取消外蒙的“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废除1913年的《中俄声明》和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
但是时隔不久，1921年外蒙古又闹起了第二次的“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北洋军阀由于直皖战争，内斗激烈，北方局势混乱。于是，各种外部势力又想混水摸鱼。远东自俄谢米诺夫的军队在东北日本军人的支持下侵入外蒙古，是年的2月21日，他们占领库伦，扶植起新的政权。外蒙古的活佛、王公们又一次宣布“独立”。接着，苏俄红军借口白俄军队入蒙，也进军库伦。7月，在红军的支持下，外蒙古成立了亲苏的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11月5日，外蒙古宣布成为“独立国”，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同日，苏联和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为了保护这个政权，苏俄军队一直留驻到1925年3月。）北洋政府对苏俄的出兵以及随后成立的政府，虽然提出过抗议，但鞭长莫及、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苏联为了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几经周折，在1924年5月31日同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在协定中，表示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并答应从外蒙撤军。由此，中苏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是，几个月后，即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人们有理由怀疑，上述这两个事件，不会只是一种巧合，而是有意的安排。
当时，中国的政局长期混乱：南北对峙，北伐战争，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中苏断交；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东北沦陷和1937年抗战开始。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有能力去处理在苏联保护下的外蒙的问题。事实上，外蒙古从此就脱离了中华大家庭，日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也不再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了。
例如，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于1941年4月13日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且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这里，苏联把日本要保护的“满洲国”，同它要保护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相提并论；这两个本来都属于中国的领土成了他们手中的赌注。这是苏联外交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对此，重庆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曾郑重声明“绝对不能承认”，他强调说：“《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但是，二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眼看即将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却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其他的条件是：共管中长铁路、大连港国际化和租借旅顺口等）。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知道这是件很烫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国出面通知中国政府，并取得其同意。
这是他们背着中国搞的一笔肮脏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公然践踏了公认的国际准则。
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外蒙古人民“既不愿加入中国，也不愿加入苏联，只好让它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中国事实上已无力来管理外蒙，何况目前外蒙和内蒙正准备联合起来要搞大蒙古共和国，这将危及华北。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的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那时苏联的红军已经长驱直入东北，横扫日军。）
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当然，所谓“公民投票”，也不过是蒋介石为了下台阶而采取的一种办法。所以，后来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行前，蒋介石特别交代他：只是“观察”，不得“干预”；也不要发表任何言论。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这次“公民投票”（记名投票）。据外蒙古方面的报道称：共有49万选民，“9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一致赞成独立”。雷法章事后对这次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故事本应到此结束。但是，蒋介石在大陆垮台、逃往台湾后，又想起了外蒙古问题。他似乎有点“悔不该当初”了。1953年，他宣布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而且还在国民■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了一番，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当然，这种可笑的举动已经无法改变历史铸就的事实。
蒋介石《在中国国民■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52年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要求一时之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 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 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 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各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蒋介石《在中国国民■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52年10月13日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
（人民日报1950年）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混帐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 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
[此贴子已经被值班编辑02于2004-6-18 23:13:30编辑过]
斯大林对蒋经国解释：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转帖]
斯大林对蒋经国解释：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斯大林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介石对于蒙古独立的辩解词——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
注：本系列资料来自沈志华教授所编《朝鲜战争：俄罗斯国家解密档案》、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在燕园评论[朝鲜战争50年] 
www.yypl.netmmkey.com）和（温和派）朝战专题（www.wenhp.xilubbs.com）中有大批有关朝鲜战争解密档案和权威资料。欢迎朝战研究者和地缘战略爱好者发表独立意见。
（以下转自《蒋经国自述》）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达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
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
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
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乾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
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
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份；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
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
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
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局总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说：『给美国人管，五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
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
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间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
心里暗暗地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达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史大林总算是同意了。斯大林说过：『条约是*不住的。』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反×抗俄能够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吗？而且，「中苏友好条约」，经俄帝澈底破坏之后，我们已经明白宣布其「无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份。
我还记得，在签订友好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上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划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二十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
我很不耐烦的说：『你要划线，你划你的，我是不能划的。』
他说：『不划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
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
他说：『我是有根据的。』
我说：『你有什么根据？』
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划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划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的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
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
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
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
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划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划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参与中苏谈判的还有宋子文，签约时他拒绝签字，由中华民国外长王世杰签字）
蒋介石对于蒙古独立的辩解词
蒋介石关于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辩解词暨蒙古独立历史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当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
１９１９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使蒙古回归祖国。
１９２０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１９２１年，蒙古人民■的军队在苏俄的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
１９２１年５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７月１０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１９４５年２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和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关于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事，七年后蒋在国民■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有一段辩解词：
时间：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３日
事件：中国国民■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题目：〈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蒙古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定条约和附件。
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的，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 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 外蒙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古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 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究会归到起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的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最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斯大林为他的援助强要代价，毛答应了三个苛刻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承认外蒙独立。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通过谈判，前两个条件得到解决，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当周恩来提出第三个问题——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拒绝。
同年蒋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但八年后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国民■却放弃使用否决权，等于承认外蒙独立。
by 秋水回波 发表于 2005-1-15 12:42:54
回复:关于外蒙古独立
个人主页 | 引用 | 返回
[罕见史料]-中国■■■建国前后争取外蒙古回归的努力
节选自杨奎松先生《中苏之间的民族主义碰撞》一文，谨此向作者表示感谢！！--转贴者注
《中苏之间的民族主义碰撞》（节选关于外蒙古部分）
实现平等的热切期待
革命通常都是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的成功，即应是理想的实现。1949年，眼看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渴望一举成就革命理想的心情之迫切与强烈，当不难想象。而在长期遭受列强侵略，处于半殖民悲惨境地的中国人看来，革命的最主要目标，当然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要想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自然取决于能否根本上取消关系大国的一切特权并取得其外交上的正式承认。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刚刚开始考虑建国问题，就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其原因很简单，就取消列强特权而言，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等原因，中共不难用强力取消美英各国在华特权，却难以取得美英各国的正式外交承认；就外交承认而言，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新中国不难得到苏联的外交承认，但中共对苏联能否放弃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各种特权，却没有十分的把握。由此可知，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就相当微妙与复杂。
1949年开年不过一周时间，中苏两■之间就发生了一件颇能反映双方关系微妙的事情。当时南京政府为延缓军事崩溃的趋势，向苏、美、英、法四国政府提请协助调处国共内战。斯大林把南京的请求转发毛泽东，并建议委婉拒绝外国调停，但在相当条件下接受和谈请求。毛怀疑斯大林有意干涉中国革命，对此大为不满。后来，斯大林进一步说明了他所提议的接受和谈，只是一种争取国内外舆论的策略手段，苏联并非真的希望看到反对国民■的战争停止下来。而毛最终也在1月14日按照斯大林的建议提出了严苛的条件，同意举行国共和谈。但是，他明显地还是不喜欢斯大林卷入到这种本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的事情上来。[3]直到毛几天后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对外交工作的指示时，他还念念不忘地在其中特别加写了一段话，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4]这里所说的“外国人”，显然包含俄国人在内。而所谓“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清楚地显示毛在1949年初就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到■■的角色转换，开始有意识地把中苏两■关系方面的问题也放到国家主权的高度上来看待了。
既然做好了■■的准备，中共领导人自然要高度关切恢复民族权益的问题。而新政府能否收复国民■政府丧失的权益，彻底实现民族独立，不仅关系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能否实现其民族主义的革命目标，而且对■■■和新政府的政治形象影响甚大。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各种不平等条约已大部废除，长期成为历史屈辱象征的各种租界和租借地也多半不复存在。唯一在事实上仍旧在中国拥有特殊权益，包括占据着中国领土者，只有苏联和英国。苏联利用参加对日作战之机，迫使国民■政府同意其驻军旅顺港30年，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通过公投完成外蒙古独立手续等项协定，在战后给国人留下了相当不好的印象。[5]中共中央无疑必须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中苏两■领导人第一次秘密接触，就不能不迅速涉及这一问题。
战后中苏两■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949上1月30日至2月8日之间。当时苏共中央特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潜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一周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似乎不经意地，但却明显带有试探意味地讲述了“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提出的问题，“即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有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6]当然，毛泽东未必急于立即收回旅顺军事基地，在新中国还没有海军可以威慑侵略者的情况下，苏联暂时保有在旅顺的驻军，对震慑美国，保证东北解放区的安全，确有相当价值。但这并不等于多数中国民众和社会舆论能够理解。而考虑到即将■■的前景，毛泽东不能不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面对这种要求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见，哪怕它来自资产阶级方面。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外蒙古的归属问题。苏联（当时为苏俄）自1921年就开始驻军外蒙古，后即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开始致力于使外蒙古独立于中国。苏联的这种努力，断断续续直到1945年利用出兵参战，才最终得以达到目的。对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中共从民族自决的观点出发，也曾积极赞同过苏联的立场[7]，但毛泽东相信，革命胜利后，完全可以通过成立“中华联邦”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到那时，“外蒙古共和国”可以“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8]眼见革命胜利在即，如果能够使国民■被迫放弃的外蒙古重回中国，毛泽东自然希望实现中国的大一统。因此，在会谈当中，他尽管是委婉地，却是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希望看到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的个人愿望。[9]
战后苏联坚持要控制中国东北，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想要保证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利用向中国东北和北朝鲜扩张来建立一道防波堤。眼见新中国成立在即，继续保有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明显不利于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形象，同时在战略上也不再十分必要，因此，斯大林刚一得知毛泽东提出旅顺港问题，马上打电报给毛泽东，肯定中苏协定是不平等的，说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军马上就会从旅顺口撤退，如果中国方面认为最好现在就撤，苏军也可以马上撤出。但是，坚信自己在中国东北有实际利益的斯大林，对1945年中苏条约规定的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问题，却难以割舍。尽管中共中央只字未提，他还是再三透过科瓦寥夫打听中共中央的意向如何，并要求米高扬向毛泽东强调：中长铁路“主要是由俄罗斯出资建成的”。他完全不记得这条铁路的相当部分早在1935年就被卖给过日本和伪满洲国，继续坚持该路是由俄国出资修建而要求继续共同管理，多少有点不合情理。[10]至于对外蒙古问题，斯大林的态度就更不一样了。因为，在俄国人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外蒙古的地位对苏联的国家安全置关重要，而且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外蒙古早在20年代就已经独立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外蒙古回归中国与否，反到是中国的内蒙古会不会步外蒙古后尘的问题。斯大林因此警告毛泽东说：内外蒙古合并，只会对中国不利，因为他不愿看到由于外蒙古坚持独立，反而把内蒙古也从中国分离出去。
----------------------------------------------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与米高扬的会谈已经显示出双方之间存在某些分歧，沟通颇为不易，考虑到新中国建立在即，需要苏联支持之处甚多，多数领导人显然不愿意因为东北局部的权益问题而与苏联意见分歧。几个月后，即1949年6月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共中央在向联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的书面报告中，虽然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自己的愿望，但其强调重点已发生了改变。报告中再度提到了旅顺驻兵、外蒙古独立和苏联从中国东北运走机器的问题，且说明在■■■派、青年学生和工人当中对此存在着不少议论。但其所强调的却是不赞同这样的议论。在外蒙古问题上，报告虽然依旧提到了欢迎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联合”的态度，同时却明白表示应该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承认其独立的事实。[11]包括对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共中央也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中苏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是有利的，不仅“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就是在今后也仍产生更伟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与前稍有所不同的只是，鉴于新中国成立在即，人们已开始考虑“另起炉灶”的问题。即使他们并不怀疑国民政府时代所签订的这个条约的平等性质，却也更愿意另搞一个新条约，以展现一种全新的外交关系。故报告委婉地表示说：一旦新中国与苏联建交，中国政府既愿意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也愿意“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当然，也可以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等适当时机再签新约。[12]
显然，对于中共中央的上述表示，斯大林并不认为有太多讨论的必要。他只是解释说：“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经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以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即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对于如何处置1945年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对刘少奇报告提出的三个方案，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说：“全部继承或重新签订或声明等一时期重新签订”，“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解决这个问题”。[1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苏联等东欧国家相继宣布承认新政府，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也陆续开始做出姿态，外交工作，包括全面审查过去国民■政府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各种条约的工作，迅速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对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何处置，再度成为中共中央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显然是赞成“另起炉灶”的。何况，无论中苏条约平等与否，其相关协定毕竟存在不平等的情况，国内各■■■派和青年学生对此始终议论纷纷。立于■■■地位，又是建国伊始，自然有重新建构的必要。而更重要的是，与美国的对抗已经把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国内民众及其舆论也势必会拿■■■对美国的态度，衡量其对苏联的态度。如果厚此薄彼，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动摇■■■彻底捍卫国家主权的政治形象。因此，当毛泽东决定尽快实现访苏之后，他即决心提出重订新约的问题了。他为此向斯大林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专门解释说：只有在同苏联缔结了关于友好、军事、经济和政治同盟，以及关于贷款、贸易等方面的条约之后，才能允许外国的外交使团到中国来。也只有依靠同苏联缔结的条约，我们才能够着手重新审查和废除蒋介石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14]
11月8日，毛泽东正式致电莫斯科，表示希望乘斯大林七十诞辰之际访问苏联。并且说明，在访苏期间他希望能够与斯大林讨论中苏条约问题。如果到时候需要签订新的条约，周恩来将会前往莫斯科签字。随后，毛泽东进一步致电中国驻莫斯科大使王稼祥，并委托周恩来会见苏联大使罗申，说明其打算前往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同时讨论中苏条约问题。[15]比较一两年前毛泽东计划访苏时所开列的一长串问题清单，毛这次访苏的目的可谓简单明了，就是想要另订一个足以显示两国平等地位的新条约。[16]由此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最急于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中共中央急于签订新约的心态，还可以从其情报部门负责人李克农随后的一次谈话当中观察出来。这次谈话就发生在毛泽东正式提出访苏要求一周之后。李克农当时在会见苏联大使的过程中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他说：中共了解到美国有一个策划分化中苏关系，促使中国■■■响应铁托集团的重大阴谋。敌人现在正在“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说它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那里的所有工业设备。[17]李克农的谈话给人的印象很清楚，即中共中央对继续保持1945年的中苏条约颇感担心，因为它已经成为美国人用来攻击新政府的一个把柄。而事实上，李克农特意提到这件事，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已经完全统一了认识，相信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带有不平等内容的条约，对新中国有弊无利。
从毛泽东年初对米高扬提到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对旅顺口协定的非议，到李克农年底强调来自美国的批评看法，我们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舆论，特别是■■人士当中逐渐升高的民族主义压力。不仅仅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藉着批判美国白皮书，极力鼓动国人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而且一个新中国冉冉浮现出地平线的现实也极大地刺激着那些充满爱国热忱的人们，渴望看到■■■能够一扫旧中国所遭受的中种耻辱。因此，中苏关系的现实当然不能让多数人感到满意，甚至不少人对要不要太过靠近和仿效苏联，也颇多怀疑。这时在中国的一位意大利■■■人即谈到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共高层干部和普通民众间存在着的这样一种心态。他说：“许多人认为，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是一个大国，可以继续走自己的路，无需走西方国家甚至是俄国走过的路。”“尽管青年人嘴上也说同情苏联，对苏联有好感，但事实表明，青年人也有民族主义情绪，认为他们可以走自己的路，不必模仿苏联的榜样。而且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中还有这样的谈论，说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似乎同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旅顺港和大连弄到了自己手里。”[18]显而易见，革命的胜利不仅使毛泽东，而且使广大干部和民众都开始充满民族自豪感。这种心态不仅针对美国，同样也吞没了苏联。而上下层交互影响的结果，自然会使前往莫斯科寻求“友谊的援助”的毛泽东背负上强烈的民族使命感。
但是，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实在过于特殊。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意味着他们之间还要更多地照顾到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而无法简单地从双方各自民族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正是这种太过复杂的关系，再加上双方沟通上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不可避免地在毛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他对现实可能性的评估之间形成了较大的落差。关于这一点，从毛作为新中国最高领袖，第一次正式出访苏联，却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翻译和几个工作人员前往，即很可看出一些端倪来。
就节选部分的注释如下：
[7] 最典型的言论可参见1924年3－4月间施存统：《论反对中国现在政府收回外蒙主权之主张》；李长蕃：《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沈玄庐：《蒙古独立问题》等文章。《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3－4月。
[8] 毛泽东说：“等到人民的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外蒙古■■■将根据自己的意志，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埃德加·斯诺著，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9]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见列多夫斯基前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