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1859.9.16—1916.6.6)，字慰亭，亦作慰廷，尉亭，号容庵。出生于河南项城县张营一个官宦大家族。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生子四人，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教谕；袁甲三是进士，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凤三是庠生，曾任禹县教谕；袁重三是生员。袁树三有子二人，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官至盐法道。

袁保中捐纳同知，未出仕，在家经营田产。生有两女六子，袁世凯为其第四子。当捻军王庭桢部占领项城城东新兴集、尚店等地，扬言将攻打县城时，袁保中组织团练对抗，在城东北40里险要处另筑袁寨，举家迁入。

袁保庆于同治五年（1866年）从家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时，因年老无子，便过继袁世凯为嗣。年方七岁的袁世凯随袁保庆至济南。七年（1868年）冬，袁保庆以道员发往江苏差遣，袁世凯随往，侨寓扬州，复移南京。袁保庆在江苏受委办理督标营务处，后又任江南盐巡道，与驻守浦口的淮军将领吴长庆过往甚密。由于咸丰年间，太平军围困吴长庆之父吴廷香于庐江，吴廷香派吴长庆向袁甲三求救，袁保庆主张救援，袁保恒则认为兵分则弱，力主不救。为此拖延日久，庐江被太平军攻陷，吴廷香被杀，从此，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十二年（1873年），袁保庆因霍乱死于南京，吴长庆渡江视敛，抚棺痛哭，与刘铭传一起帮助料理后事。见到袁世凯时，均器重之。

袁世凯扶柩回项城后，对他的教育责任转到袁保恒、袁保龄身上。这两个在京做官的叔叔对他的影响，较之生父和嗣父都更大。十三年（1874年）春，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回籍探亲，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名师教导。在内阁中书任上的袁保龄认为袁世凯天资不高，浮动异常，对他的督导尤为严厉。

光绪二年（1876年）秋，袁世凯回河南参加乡试，不第。年底，和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袁保恒刚刚调任刑部侍郎，工作繁忙，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学得不少官场本领。两位堂叔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办、参佐一切。四年（1878年），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大约就在此时，袁家分析家产，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得到一份丰厚产业，自为一家之主，自此更加放荡不羁，经常追欢逐乐。还组织“丽泽山房”、“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自为盟主。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从此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五年（1879年），其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务，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因他集款独巨，张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奖袁世凯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同年秋，袁世凯再次参加乡试，落第。

袁世凯屡试不中，又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家乡不能再住，乃率旧部数十人，于七年（1881年）四月，前往山东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吴长庆。吴长庆将他留在营中读书，袁世凯谦抑自下，时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不久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发生兵变。驻日公使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日本欲派兵侵台。朝鲜官员金允植也呼吁中国派兵干涉。张树声遂奏派丁汝昌、吴长庆率海陆军赴朝，以阻止日本借机生事。

吴长庆仓促出发，军务繁杂，一切筹划都依赖张謇及其助手袁世凯。袁世凯当时的职务是“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堪定行军路线等。船抵朝鲜马山浦，一营官说多数士兵晕船，请稍缓登陆，吴长庆立即将此人撤职，命袁世凯代理，袁马上部署，两小时内完成了登陆行动，吴当众大加夸奖。登陆后，吴长庆、丁汝昌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押解往天津，恢复国王的统治。并派袁世凯率兵镇压起义群众，杀数十人。朝鲜国王设宴款待，袁世凯备受礼遇，甚至为其设立生祠。清政府也对平定“壬午兵变”有功人员进行奖赏，袁世凯以同知发分省补用，赏戴花翎。

九月，朝鲜国王派使者向清政府致谢，并要求清政府派出教习，帮助朝鲜训练新式军队。李鸿章命吴长庆筹划。吴长庆派袁世凯、朱先民、何增珠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选1000人，分左右营，按淮军操法训练，武器准备由中国供给。朝鲜国王检阅后，极为满意，称赞袁世凯训练有方。决定在江华沁军营中再选500名编为“镇抚营”，仍由袁世凯训练。

朝鲜内部分为开化、保守两派。保守派以闵氏为首，亲近中国，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为首，亲日，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于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命令吴长庆率三营庆军回驻金州，留三营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奏举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跃成为驻朝淮军的重要人物。金玉均等认为中法战争爆发，中国自顾不暇，便寻机刺杀保守派首领，日本公使率日军100余人支持开化派，冲入朝鲜王宫，捕杀保守派。袁世凯会同吴兆有要求李鸿章派军舰赴朝，准备举兵，保守派首领金允植等请求清军援助，袁世凯自行决定派兵入宫，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攻入日军占领的朝鲜王宫，日军自焚使馆，狼狈逃走。保守派重新掌权。

事变后，袁世凯亲率淮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居。他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认为“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国内即有人指责袁世凯擅启边衅，遂电告袁世凯勿遽与日本开衅，一并派吴大澂、续昌前往查办，吴大澂等抵朝鲜后，即命袁世凯撤队回营，听候查办。

袁世凯在吴长庆离开朝鲜之前，已对其小觑之，径自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吴长庆离开朝鲜后，袁世凯更加妄自尊大，“一切更改，露才扬己“，令吴长庆非常难堪。吴兆有、张光前等更不在袁世凯眼中，极力加以排挤，企图将庆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有袁世凯一人主动，现在惹来查办，自然所有责任都需袁世凯来负，而袁世凯养官妓、贩卖鸦片、挪用军饷等劣迹，也都一并被暴露出来。李鸿章责令袁世凯如数认赔。并于光绪十年（1885年）十二月十六日解职，离开朝鲜回国。然后，回到陈州老家“隐居”。

次年正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至于日方提出的惩办袁世凯的要求，李鸿章最后采用折中办法，以私人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袁保龄致信袁世凯，说伊藤博文极力要动摇你，赖李鸿章相国持正，颇费口舌，自是可感。又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晴笙，说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大力庇护，使他刻骨铭心。

中、日从朝鲜撤军后，沙俄乘机插足，与闵氏集团勾结，企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李鸿章决定送李昰应回国，制约闵氏集团，启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替代“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叔父袁保龄仍然充当袁世凯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认为袁是“后起之秀”，袁世凯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接见他，说：“如今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水师，袁世凯没有接受劝告。他护送李昰应回到汉城，谒见朝鲜国王，面陈一切。闵氏集团颇为困惑和愤懑，禁止文武官员与李昰应来往。袁世凯多方调解无效，授李昰应密计三条后回到天津。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行动极为欣赏，上奏为袁请功。十一年（1885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台升用，加三品衔。

李鸿章的提携使袁世凯感激涕零，上书说：“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袁保龄也感到“擢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同时告诫袁世凯，今后对于清廷和李鸿章的意旨都要用心揣度，“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临事要忠诚，勿用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悔”。十月初七，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建立公署。其随员有唐绍仪、刘永庆等20余人。

李鸿章赋予袁世凯巩固“宗藩关系”的权利，并要求朝鲜国王，有关内政外交事宜，都应随时与袁世凯商量。袁世凯使朝后，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朝鲜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袁世凯，另选一“公正明识者”。在李鸿章的保护下，袁世凯地位不但没有贬低，反而升为海关道存记简放。

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全无认识，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迅速恶化，也大大低估了列强的野心。朝鲜东学■起义，袁世凯极力向李鸿章建议，要求派兵代戡。而此时，日本也极希望中国出兵，以便制造战争接口，于是极力怂恿袁世凯。在袁世凯一力保证“日本必无他意”后，清政府最终决定出兵，而日本也立即出兵。

袁世凯觉察情况不妙，请西方驻朝公使调停，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方案。但日本非但不撤兵，更进而提出将朝鲜变为其保护国的条件，进一步增派重兵。袁世凯立即连发3封电报，哀求李鸿章调其回国，李鸿章命令其“要坚贞，勿怯懦”。六月十三日，袁世凯称病，再次要求回国，获准。六月十九日，袁世凯回到天津，惊惶异常，要求李鸿章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李鸿章令袁世凯赶赴平壤，协助周馥，联络各军，筹办饷械。袁世凯要求调任他职，李鸿章严令“即回本任”。袁世凯托堂弟袁世勋寻找翁同龢、李鸿藻设法，李鸿藻奏请让袁世凯统一军赴前敌。袁世凯无法，只得遵命。后随着部队接连败退。

马关条约签订后，舆论谴责李鸿章，而作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为躲避责任，袁世凯眼看李鸿章将要失势，即不时与翁同龢、李鸿藻联络，提供不利于李鸿章的证据，并亲自撰文，弹劾李鸿章。因此得到顽固派的赏识，被任命训练新军。

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二十二日，清政府命令袁世凯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驻扎天津附近的小站。袁又添募2000余人，依照德国军队的编制，编成“新建陆军”，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训练。二十三年（1897年），因练兵有功，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参加强学会。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八月初三日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帝求救和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诏，当晚，谭嗣同密访袁世凯余法华寺，要求他杀荣禄，除旧■，助行新政。袁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事后，经过反复权衡，认为维新派实力有限，难成大事，遂立即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慈禧囚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因此取得荣禄等的信任，从此进一步飞黄腾达。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随即改名为武卫右军，成为荣禄掌握的“武卫军”之一。不久，升工部侍郎，仍专管练兵。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十四日，升授山东巡抚，率领武卫右军赴任。时正值山东义和团运动高涨，袁世凯颁布《严拿拳匪暂行章程》，镇压义和团运动。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命令袁世凯率军拱卫京师，袁只派少数兵力到山东、河北交界处虚于应付。派人与各国驻烟台领事洽谈，按照东南互保例达成协议，表示“中立”。一面，向逃亡中的慈禧进贡饷银、绸缎，两面讨好。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荣禄的4支武卫军全部崩溃，只剩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且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袁世凯又借机扩充“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所部已约2万人，成为北方最大的武装力量。

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逝世。被李鸿章大骂为小人的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翌年改为实授），在内、外政策方面，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将淮系集团全部吸收过来，政治、军事势利迅速膨胀。清政府筹办新政，成立“督办政务处”，让袁世凯兼任参予政务大臣、练兵大臣。他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总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即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将京畿警权掌握在手。此后，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他建议清政府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请庆亲王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为会办大臣。编成北洋军6镇，共6万余人。除第1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皆是袁世凯的亲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基本形成。当时，“朝有六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

袁世凯权高震主，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了兵权。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先后死去，宣统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其回河南彰德养病。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然后又任内阁总理。袁世凯借机迫使清帝退位，南京参议院也只得选袁世凯为大总统。后，袁下令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实行帝制，改元鸿宪。

蔡锷等在云南发起讨袁的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响应。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五月初六，袁世凯因肾结石转为尿毒症，在举国上下一片责骂声中，忧病而死。终年57岁。

袁世凯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17子中以长子袁克定为官，次子袁克文能文，六子袁克恒办实业，为人所熟知。袁克定为发妻于氏所生，通英、法、德、日文字，娶妻为湖南巡抚吴大澂之女，捐候选道，历任农工商部右参议、右丞、邮传部承参、开滦矿务督办、董事长，1955年死于北京，终年77岁。袁克文为第三妾朝鲜人金氏生于汉城，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任清史馆纂修、中国文艺协会主席，编《心声》半月刊，民国二十年（1931年）死于天津，终年42岁，著有《寒云诗集》、《袁寒云说集》等，袁克文有4子3女，其第3子袁家骝与夫人吴健雄均为著名物理学家。袁克恒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在诸子中最富，品德最坏。

袁世凯病重时，曾召见王锡彤，案头置一单，所有存钱、股票等共约200万元，指给王锡彤说：“余之家产尽在于斯”。张伯驹说其父张镇芳在袁世凯死后，为袁家分家产，其子女每人分到现款两三万元，股票两三万元。项城原籍田产2000余亩，均为袁世凯六弟袁世彤所有。此外，在彰德、汲县、辉县还有田产400顷左右。 

袁世凯评价管见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548    更新时间：2004-10-13    文章录入：admin ］ 
 
    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稍有点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戊戌变法时他出卖了维新派；义和团反帝运动时，他在山东镇压了义和团；辛亥革命时，他夺得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进行专制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然而，时下有的作者、出版社对此却大不以为然，认为是“简单化的政治评语”，“僵化陈旧”，于是写文章、出书，提出“新观点”。有一篇叫《另说袁世凯》的文章，就是以“新观点”的面貌出现，把袁世凯捧上了天。这篇文章说，从清末到民初，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推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他“兴学重教，开通民智”，“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前无古人”。文章称颂袁世凯“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文章的结尾，作者有一段总括性的奇妙的话：“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这一切，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所以不厌其详地抄录了这段文字，一是避免断章取义之嫌，二也是为了与读者共赏奇文。

　　文章为了抬高袁世凯，拿孙中山为衬托，对他大加贬抑，说孙中山制定的《临时政府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连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与有的文章否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如出一辙，都把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归罪于辛亥革命，说什么辛亥革命“是搞糟了”，“必然军阀混战”。辛亥革命简直罪莫大焉，而孙中山是“罪魁祸首”！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民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一直受到中国人民和海外人士的敬仰，不是某些人任意贬抑或否定得了的，这里无须赘言。至于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倒是有必要作一点辨析。

　　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都有其复杂性、多面性。即使是圣贤、伟人，要想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并不太难；而那些巨？大恶，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他们各自的基本面貌，不足以推翻已有的定论。至于凭自己意愿任意曲解历史，想当然地虚构历史，更是不足为训。史学与文艺不同，它必须力求符合客观历史实际，再现历史的真实，而不能有任何虚构，不能编造、歪曲。《另说袁世凯》既然是以所谓“史实”来美化袁世凯，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究竟什么是历史的真实。

　　文章说，袁世凯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宽松政策”，它的各种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显然，这是历史的颠倒，不符合事实。袁世凯政府实行的是专制独裁政策，是违反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袁世凯于1912年3月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虽然打着“拥护共和”的旗号，但同时他就在向专制统治迈进。他把“统一”当做推行集权专制的代名词，处处强调“统一军令”、“统一行政”、“统一民国”等等。这年8月，便在“统一民国”的幌子下，杀害了武昌起义的功臣张振武和方维。第二年，国民■在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执掌■务的宋教仁强调组织“国民■内阁”。袁世凯大为恼火，为了排除集权专制的障碍，他策划了震惊全国的大血案，暗杀宋教仁。随之以武力“统一民国”，镇压了“二次革命”。此后，袁世凯便将革命派指为“乱■”、“暴民”，毫无顾忌地公开迫害革命■人，仅在北京被军政执法处杀害的即“数以千计”，监狱“大有人满之患”。袁世凯是个老？巨猾的人，在南方以武力镇压“二次革命”，在北京却保留着国民■议员占多数的国会，目的是要
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在选举的那一天，他授意其亲信组成“公民团”包围会场，进行胁迫，自早8时至晚10时，经3次投票，才得以当选。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便先后下令取缔国民■、取消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至此，辛亥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制度，被袁世凯全部破坏掉，只剩下了一块“民国”的空招牌。从1914年初至1915年底，袁世凯政府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公布了一连串的条例，如《报纸条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条例》、《地方保卫团条例》、《惩办盗匪法》、《惩办国贼条例》等，主旨在于钳制人民的言论、思想，严禁政治结社、集会，镇压革命■和人民。最后就是复辟帝制，做起了“洪宪皇帝”。从这简略的袁世凯政府统治的史实，可以清楚地看出，袁世凯实行的是专制统治，不是什么“宽松政策”。所谓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实行“宽松政策”，实属无稽之谈。

　　不错，辛亥革命后，大致是1912年3月袁世凯夺得临时大总统至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的一年时间里，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济上出现了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热潮，政治上■■空气浓厚，政■、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清朝的覆灭、帝制的废除、民国的建立所形成的，而不能归功于袁世凯。如前所述，此时的袁世凯虽夺得了临时大总统之位，但还不是正式大总统，况且面对着的是革命带来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革命■人在南方拥有数省实力，还有十几万军队。为了欺骗和麻痹国民，他很会演戏，一再信誓旦旦地公开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而实际上却在向集权专制的路上推进。镇压“二次革命”、武力“统一民国”后，就更明显了。1913年的后半年，仅北京被查封的报纸就有《日日新闻》、《民国报》、《■■报》、《亚东新闻》、《中央新闻》、《京话报》、《华报》等。在地方上同样通令报纸停刊，单是浙江一口气就查封了《平民报》、《天钟报》、《浙报》、《浙江民报》、《浙声》等五家报馆。辛亥革命后开创的■■、自由局面不断被破坏，“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革命报刊一家家被查封停刊，有的是专制、强暴，而不是宽松、自由。被作者作为典型例子来赞美袁世凯“宽松政策”的新闻巨擘邵飘萍，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邵飘萍确实是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办了报纸，发表时论，但他的遭遇并不能用来证明袁世凯的“宽松”。1912年邵飘萍在杭州办《汉民日报》，经常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恶，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也时常讥讽，因此办报还不足三年，就先后被捕三次，最后“《汉民日报》遂承袁世凯之电令而封闭”。这也就是袁世凯政府的“宽松政策”、“言论自由”。要说袁世凯完全没有“宽松”，也不尽然，问题是对谁。对封建复古逆流，袁世凯是很宽松的，1912年9月，也就是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半年后，就下令“尊崇伦常”，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在这道命令的鼓舞下，社会上出现了诸如孔教会、孔社、孔道会、宗圣会等许多尊孔的小团体，以“力挽狂澜，扶翼圣道”为宗旨，热闹得很。其后，袁世凯鼓吹尊孔读经，搞了祀孔、祭天。鲁迅曾深刻指出：“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都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制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袁世凯对封建复古逆流的宽松，就是为了复辟帝制的需要，这当然不是“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而是拉历史向后退。

　　至于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的“脱颖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都是袁氏北洋政府“宽松”出来的，未免荒唐得可以。不妨举例以明之。陈独秀在清朝中过秀才，1898年18岁时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追捕而逃往日本。1904年他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进行反清宣传。其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9月回国，创办《新青年》。李大钊1913年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发表批评袁世凯政府的文章。1914年去日本留学，继续进行反袁活动，反对“二十一条”。1916年
5月底回国，再过些天袁世凯也就在国人唾骂声中死去。而胡适则是1910年到美国留学，尚是清政府统治，1917年回国时袁世凯已经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判封建纲常礼教，就是针对袁世凯的尊孔复古逆流的。无论是陈独秀等人的经历，还是《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得不出他们的“脱颖而出”（其实这说法本身就不妥），是“出”之于袁氏北洋政府。如果按照作者的这种逻辑，那么使陈独秀“脱颖而出”的首先应是清政府，是清政府使他能够从事反清活动，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这大概会被认为是“热昏的胡话”。从这些例子就可以清楚看出，所谓“另说”说的不是历史事实，是曲解或编造的，因此，没有必要逐一加以辨析。

　　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袁世凯的屈服卖国，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群情激忿，强烈反对，5月9日被定为“国耻纪念日”。鲁迅曾说过：袁世凯“是卖国贼。不是年年纪念五七和五九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当然“二十一条”是日本要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事情太大，袁世凯不敢贸然答应，派人与日本交涉、谈判不下二十几次。接受“二十一条”后，他讲了一些诸如“以保全国家为责任”的冠冕堂皇的话，甚至还开会庆祝“外交胜利”。如果因此就认为是“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不是受骗上当，就是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有问题了。 

  
 
袁世凯曾面临两次历史机遇　终究自己害了自己
章立凡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起家，创建北洋新式陆军，是继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后起之秀。在顽固派看来，他是一个新派人物，并不值得信任。

　　戊戌变法之初，袁氏也曾经附和过。变法岌岌可危之际，由于他是新进能臣，又手 握精锐，从光绪皇帝到维新派，无不寄予厚望，所以才有谭嗣同深夜密访的故事。如果袁某人按照对谭氏的承诺，杀荣禄、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出权力，致变法成功，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许不亚于日本的西乡隆盛。

　　但袁世凯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保个人名位，他出卖六君子，致变法失败。以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顶子，却失去了一次在历史上的正面地位。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又再度面临历史机遇。这次他夤缘时会，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如果沿着共和之路走下去，不搞洪宪帝制，其在民国史上地位如何？我想也许仅次于孙中山，或相当于美国的杰弗逊，也未可知。

　　其时民智未开，群众没有公民意识，议员选举舞弊甚多，国会■派纷争不断。对于■■共和，老百姓还不习惯，袁大总统当然更不喜欢，希望自己一人说了算。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当上终身大总统还不够———他想君临天下。

　　于是请出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两位国际知名的宪法学权威，考证比较中外政治制度。这两位是严肃的学者，特别是古博士一贯认为：一个国家究应采何种国体，应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经济状况相宜。他在《共和与君主论》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但洋博士对国人影响有限，敲过开场锣鼓，还得让本国的学者名流唱戏。

　　知识分子无耻起来，与娼妓无异。“旷代逸才”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又发起“筹安会”，想抢一个“开国元勋”的地位。他拉舆论界“骄子”梁启超做共同发起人不成，又耍了一点小伎俩，对大学者严复说，有学问的人不研究政治不对，蒙骗严氏上了贼船，于是全国掀起了复辟帝制的舆论总动员。

　　返观20世纪中国历史，袁氏失败后，■■共和制度为何长期有名无实，确有研究之必要。以当时民智国情，主张君主立宪或许不是全无道理。清室立宪未成，被革命推翻；有人曾想拥戴孙中山做大皇帝，但他拒绝了。在这个东方大国里，换了别人或许还可主张一下君宪，惟独袁大总统不行。

　　袁世凯身为清廷第一重臣，从孤儿寡妇手里夺了天下，自己做上民国大总统，本来不够光彩，但有“■■共和”光环萦绕，在历史上还算站得住。此时又出尔反尔，要废除共和称孤道寡。尽管是做“立宪”皇帝，但无论从封建君臣伦理到■■游戏规则，均属背信弃义，道德上已处于两难境地。自古无信不立，当时讨伐他的檄文中有“既为清室之罪人，复为民国之叛逆”一语，就是明证。

　　主张共和的各派反对他，前清的遗老唾弃他，连同享富贵的北洋袍泽也开始离心离德，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都不愿向老长官叩首称臣。但袁世凯贪恋权位，爱听对扩张权力有利的话，最终丧失了对形势的判断力。他能听到的，只是各省各地、各“公民团体”的劝进声。长子克定梦想当“储君”，单独伪造“拥护帝制”的《顺天时报》送上案头，也把老子往火坑里推。直到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蔡锷起兵护法，各省纷纷独立，袁的“皇帝梦”才被惊醒，但已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他声称本不想当皇帝，实行君宪是为救国家牺牲自己；称帝未成，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又恋栈不去，回头想继续当民国的终身大总统。人居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无非是出于一人一家的私利。

　　袁某人非等闲之辈，也不是没有一点新知识，但是缺乏新思想，至多只能算一个新旧之间的人物。其向西方学到的，只是先进的军事管理经验，却始终没学会政治游戏规则。其才干肯定在末代皇帝溥仪之上，但太醉心于政治权术和眼前利益，见识远不如封建时代的曹操。他是传统与现代交替的特殊历史环境造就的一介失败？雄。

　　袁世凯背上千古骂名，弥留之际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学者们反复考证所指“害”他者为谁，有说“二陈汤”的(指袁氏亲信陈树藩、陈�鹾吞儡济�宣布独立)，有说袁克定的，虽莫衷一是，但都在最亲近者的范围内。

　　数十年机关算尽，靠欺骗民意登上极峰；又被伪造的民意捧杀，八十三天就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谓现世现报。

　　历史本不在乎当事者的人品，有时也能将小人推上前台，遂成竖子之名。只要大节不亏，尽可安贵尊荣度过一生。

　　伪临朝袁氏者，小人也。从小不爱读圣贤书，不明春秋大义，到老更不知珍惜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能给一个人两次大机会，已是特殊眷顾，他却欲壑难填，连“见好就收”的民间常理都忘记了。

　　分明是自己害了自己，又何怨他人？


袁世凯的制造民意与“顺应民意” 




南方周末　  　2003-07-31 15:07:48 




　　■不假思说
　　□刘洪波
　　《走向共和》播过了，舆论界仍在关注“清末新政”。新政重臣袁世凯是热议中的人物之一。有些人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有着种种常人的缺点，却终究可算“知历史大势、懂循序渐进”的“一代豪杰”，就连复辟帝制，也可以算是“时代局限”，而非个人有什么野心。
　　我随手新翻了一点旧资料，仍然不知道复辟帝制怎么会属于“为中国找出路”的行为，只是对袁世凯“顺应民意”的把戏，有了更多的了解。
　　袁世凯为了登上大宝，做了些什么呢？有筹安会向民众宣告“拨乱之法，莫如废■■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专制而行君主立宪”，“共和绝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有“全国在京请愿联合会”，称全国人民“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有交通系“泼出一干，掷地有声”的金钱买来人力车夫请愿队、乞丐请愿队、妓女请愿队，要求袁世凯快快登基。北京向各地发出“必须照叙字样”的格式文本：“劝今大总统袁世凯，进位为帝……传其子孙，以至万世”。这些活动中，袁世凯没有留下“亲自授意”的证据，但如果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亲自授意”的证据，世上还会有政客吗？

　　舆论造得差不多了，袁世凯就组织了“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变“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这个大会进行了签名投票，所有1993名代表都在印有“君主立宪”字样的选票上写下了“赞成”二字。袁世凯面对自己制造出来的“民意”，开始表演“欲迎还拒”的把戏，就像历史上朝代变换中有过的“三揖三让”一样，“国民代表”们发出推戴书，袁世凯表示“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而他自己“自问功业，既未足言”，所以请求“另行推戴”。“国民代表”则列举袁世凯有经武、匡国、开化、靖乱、定乱、交邻六大功勋，必须登上大位，才可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于是袁世凯便“俯顺舆情”，接受“民意”了，同时宣布对那些“背全体国民之公意”而反对帝制的人“势难姑容”。
　　在复辟帝制之前，袁世凯的“公民团”就包围过国会，要求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选举结束之前，“公民团”禁止所有议员进食，高呼“饿死也是活该”。在复辟帝制之后，面对国内如潮反对，袁世凯认为“国体更新”本来“毫无阻碍”，只是因为有人倡乱国中，才导致人民产生了“危惧之心理”。
　　像袁世凯这种想做什么就先“制造民意”再来“顺应民意”的人物，所谓的全民讨论，是其自讨自论；全体赞成，只是自赞自成；公民请愿，说到底是其自请自愿；会议表决，是其自表自决；万众拥戴，只是自拥自戴。独夫民贼总是要造作“天下归心”的场面，但他前一个时辰还有百分之百的人赞成，下一个时辰就可能已成孤家寡人。
　　独夫民贼偏偏要高唱“顺应民意”，但顺应的其实只是他自己，而民众早已离他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