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午）是古希腊雅典人，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苏格拉底原为雕刻匠，后来倾心于教育研究，并以培养青年的完善道德为己任。他主张有知识的人才具有美德，才能治理国家，强调“美德就是知识”，知识的对象是“善”，知识是可敬的，但并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人的，而人的心灵是先天就有的。把人的先天就有的、潜在的知识、美德诱发出来，这就是教育。他还首先发明和使用了以师生共同谈话、共商问题、获得知识为特征的问答式教学法。
　　苏格拉底一生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但他没有著作，其言行都是由弟子柏拉图等人所汇编的对话。
　　好学善思
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69年出生于雅典附近的阿洛佩凯村。父亲索弗罗尼斯科是一个雕刻匠，母亲法伊纳列特是接生婆。苏格拉底生来相貌丑陋，加之家境贫寒，父亲认定他不会有多大出息，就为他选定了一条跟自己学习雕刻，做一名石匠的生活道路。
　　苏格拉底虽然其貌不扬，但却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不久就成了一个很能干的雕刻匠。他创作的标题为“欢乐三女神”的一组群雕，曾被放到雅典的卫城上。
　　苏格拉底尚未成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幸运的是，一个好心的雅典人资助了他，使他在雕刻之余能有学习的机会。从此，苏格拉底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人生的道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走出了父亲为他设计的做石匠的圈子。在这段时间里，他向当时各种有学问的人求教，浏览可能见到的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聆听当时的大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的讲学和智者派讲雄辩术。同时，他还学习音乐和诗歌。多方面的教育使苏格拉底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丰富。20岁的时候，他师事阿那克萨戈拉的弟子阿尔赫拉于斯，学习有关自然的知识。年轻的苏格拉底喜欢思考和探索，对许多自然问题都想弄个明白，如一个事物怎样创造出来，又怎样毁灭；人们所借以思想的元素是血，还是空气或水；地是平的还是圆的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老师都有解答，但苏格拉底对答案并不满意，自己试图解释，又觉得无能为力，因此，他认为研究自然没有什么意义，把自然界排除在人的认识范围之外。在30岁的时候，他把注意力从天上转到人间，成为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
　　苏格拉底对问题的考虑往往比一般人要深刻，而且角度很独特，说理透彻，使你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有一次，苏格拉底碰见一个人正为向别人敬礼却没有得到回礼的事生气，就对他说：“这简直太奇怪了。遇到一个身体丑陋的人你不会生气，但遇见了一个性情粗鲁的人倒难受起来了。”有一个人说自己吃东西都没有味道，苏格拉底称他知道一种能治这种病的好药方，当对方追问是什么药方时，他回答：“停止饮食，这样，你就会生活得愉快些、节约些、身体还会好些。”
　　一天，苏格拉底看见一个人非常严厉地责罚侍从，便问他为什么如此对待仆人。那人说因为仆人好吃懒做又非常愚蠢贪婪。听了这样的回答，苏格拉底问道：“那么你考虑过没有，谁应该多受责打，是你呢，还是你的仆人。”
　　这些小事看起来似乎很平常，但联系到当时许多人为了私欲，贪得无厌；许多贵族安于享乐，不知满足的现实，就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思想的敏锐与深刻了。
　　青年之友
　　苏格拉底很喜欢和青年人交往，希望青年人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认为，一个人接受教育之后，不仅自身会幸福，能管好自己的家务，而且还能使别人和城邦幸福。他常根据不同情况，对青年人施以不同的教育。对于遗传条件优越而轻视学习的人，苏格拉底告诉他们，越是禀赋好的人越要受教育。这好比烈性而桀骜不驯的良种马，如果在小时候加以训练，就会成为最有力、最骁勇的千里马；否则，将始终是难以驾驭的驽马。一个人如果受的教育不好，他的意志越坚强，就越容易犯罪。对于那些以财富自夸、认为不需要受教育、财富会成就他们的心愿、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人，苏格拉底就教导他们，只有愚人才会这样想。他指出，幸福不在于财富，而在于知识，在于对人类做出贡献。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们的尊敬。
　　据说，柏拉图的堂弟格老孔，在不到20岁的时候，就朝思暮想做城邦政府的领袖，非常荣耀而潇洒地面对众多的人进行演讲。按理说，一个青年人有这样的理想，并非坏事。遗憾的是，格老孔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才能都很欠缺。家里人都明白他这是好高骛远，想入非非，真怕他冒冒失失地闯上讲坛，弄得不好被人拖下来，落下笑柄。可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服他不要这么做。这件事被苏格拉底知道了，鉴于和柏拉图的关系，他决定开导开导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
　　一天，苏格拉底看见格老孔迎面走来，老远就喊；“喂，格老孔，听说你决心做我们城邦的领袖，这是真的吗?”为了使格老孔乐意听自己的话，苏格拉底故意装出十分热情的样子，选择了格老孔最感兴趣的话题。
　　“是的。我的确是这样想的，苏格拉底。”格老孔回答。
　　“那好极了。如果人间真有什么好事的话，这又是一桩好事了。因为，倘若你的目的能够实现，你想有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你将能够帮助你的朋友；为你的家庭扬名，为你的祖国增光；你的名声在传遍全城之后，还会传遍整个希腊，甚至在异邦中享有盛名。那时，你无论到那里去，都会受到人们的敬仰。”
　　果然，格老孔听了这番话，大为高兴，就停下来同苏格拉底交谈。
　　看到格老孔留下来，苏格拉底接着说：“看来很明显，格老孔，如果你想要受到人们的尊敬，你就必须对城邦有贡献。”
　　“正象你所说的。”格老孔回答。
　　于是苏格拉底请格老孔谈谈做贡献的打算。正当格老孔思考的时候，苏格拉底问他是不是首先让城邦富裕起来，实现富裕的途径是让税收增多。格老孔表示同意。苏格拉底又问，税收从何而来?总数多少?不足的补充来源是什么?格老孔回答对这些问题没有考虑过。之后，苏格拉底又问他对治理国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的看法，如削减开支、国防力量、防御战略、粮食供应等。格老孔要么回答没有考虑，要么说不清楚，要么推托这类事没必要亲自照管。
　　看到格老孔为难的样子，苏格拉底进一步开导他说，“国、家一理。国家人口多，一些问题确实很难说上来，但如果能帮助一家，就可以着手帮助更多的人家，你为什么不从增进你叔父家的福利试一试呢?”
　　格老孔说：“只要叔父肯听我的劝告，我一定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的。”
　　苏格拉底笑了；“怎么?你连叔父都说服不了，还想希望包括叔父在内的整个雅典人都听你的劝吗?年轻人，要当心，你一心想要出名，可不要弄个适得其反呀!看看现实，在所有的事情上，凡受到尊敬和赞扬的人都是些知识最广博的人。反之，都是些最无知的人。如果你真想在城邦获得盛名并受到人们的赞扬，就应当努力对想要做的事求得最广泛的知识。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胜过别人；当处理事务的时候，你也就会很容易地获得你所期望的目标了。”
　　高傲的、一心想做领袖的格老孔被说服了。
　　美和美育
　　在苏格拉底的眼里，任何事物本身无所谓美或丑，只有看它有无用途，是否真是美的。表面再好看的东西，没有实际用处，也是不美的。
　　阿里斯提普斯曾问什么东西是好的。苏格拉底问他是否就这些东西的具体用处而言。当被告知不是之后，他回答：“你所问我的，既不是对任何东西都是好的，那么，我只好说，我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阿里斯提普斯又问什么东西是美的，苏格拉底说美的东西很多，而且许多东西彼此极不一样。比如摔跤者的美不同于赛跑者的美；防御用的盾牌的美不同于便于迅速猛力投掷的标枪的美。听了这样的回答，阿里斯提普斯觉得和前面关于好的回答没什么不同。苏格拉底告诉他美和好是一回事。对同一事物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既美且好。如德行，就不能说对一些东西是好的，而对另一些东西来说才是美的。同样，对同一事物来说，人也是既美又好的。人的身体对同一事物来说，也是既美又好的，而且，凡人所用的东西，对他们所适用的事物来说，都是既美又好的。阿里斯提普斯反问：“照这么说，一个粪筐也是美的了?”苏格拉底回答，只要实用，一个粪筐也是美的；不实用，即使是一个金盾牌也是丑的。
　　“难道你是说，同一事物是既美而又丑的吗?”阿里斯提普斯又问。
　　“是的。我是这么说——既好而又不好。因为某种东西对饥饿来说是好的，对热病来说可能就不好。对赛跑者来说是美的，对摔跤者来说往往可能就是丑的。因为一切事物，对它们所适合的东西来说，都是既美又好的，而对于它们所不适合的东西，则是既丑又不好的。”
　　苏格拉底经常同画家、雕刻家、工匠就他们所从事的工艺进行讨论。他说一个雕刻家应该通过形式把内心活动表现出来，胸甲制造者应当把胸甲做得合用。对绘画，苏格拉底也有自己的观点。下面是他同画师帕拉西阿斯的一段对话，同样反映了他实用的美学观点。
　　苏：帕拉西阿斯，难道绘画不是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一种表现吗?无论如何，你们绘画师们总是通过各种色彩来忠实地描绘那些低的和高的、暗的和明的、硬的和软的、粗糙的和光滑的、新鲜的和古老的事物。
　　帕：你说得对。
　　苏：还有，当你们描绘美的人物形象的时候，由于在一个人的身上不容易在各方面都很完善，你们就从许多人物形象中把那些最美的部分提炼出来，从而使所创造的整个形象显得极其美丽。
　　帕：的确，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苏：那么，你们是不是也描绘心灵的性格，即那最扣人心弦、最令人喜悦、最为人所憧憬的最可爱的性格呢?还是这种性格是无法描绘的?
　　帕：啊，苏格拉底，怎么能描绘这种既不可度量，又没有色彩，也没有你刚才所说的任何一种性质而且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呢?
　　苏：那么，可不可以从一个人对别人的眼色里看出他是喜爱还是仇恨来呢?
　　帕：我想是可以的。
　　苏；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在眼睛上描绘出来呢?
　　帕：当然可以。
　　苏：至于朋友们的好的或坏的情况，在那些关心他们的和不关心他们的人的脸上，你想是不是都有同样的表情呢?
　　帕：当然不是。因为他们都为朋友们的好情况感到高兴，对于他们的坏情况感到忧愁。
　　苏：那么，能不能把这种情况表现出来呢?
　　帕：当然能够。
　　苏：而且高兴和宽宏，卑鄙和偏狭，节制和清醒、傲慢和无知，不管一个人是静止着，还是活动着，都会通过他们的容貌和举止表现出来。
　　帕：你说得对。
　　苏：这样一来。这些也都是可以描绘的了。
　　帕：毫无疑问。
　　苏：那么，你认为人们更喜欢看的是反映美丽、善良和可爱品格的绘画呢，还是那些表现丑陋、邪恶、可憎形象的绘画呢?
　　帕：苏格拉底，这两者之间的确有很大的区别。
　　“产婆”名术
　　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个接生婆。他从小跟着母亲到别人家去接生，帮助递递器械，打打下手。这一段生活经历在苏格拉底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从助产中得到了启迪，创立了一种教育方法。他称其为“产婆术”。
　　在当时的雅典，人们普遍认为智慧是天生的。苏格拉底则认为，知识和美德是能通过受教育而得到的，唯一的困难是缺少既懂美德的概念又能将它教给别人的人。尽管他认为自己没有智慧，不足以施教于人，但却甘愿去尽一个社会道德教师应尽的义务。经常同青年交往接触，教育引导他们。在实践中，苏格拉底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教育方法，其基本原则是；回答问题必须非常简洁，明快干脆。回答对方所提出的问题，不能是提出别的问题，不许反对对方的问法。两个人可以相轮换提问，但须双方都同意。这种方法包含有辩证的色彩，能帮助对方纠正错误观念并产生新的艺术。整个过程仿佛产婆帮助孕妇生产下婴儿一样。它分四个步骤。一是讥讽，即通过不断提问，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承认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二是助产，就是帮助对方抛弃谬见，使他们找5U正确、普遍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帮助真理产生。苏格拉底曾经对朋友说；我母亲是产婆，我向她学到了接生术。所不同的是，她是肉体的接生者，我是智慧的接生者。三是归纳，即从个别事物中找出共性，通过对个别善行的分析比较来寻找一般美德。四是定义，就是把单一的概念归纳到一般的东西中去。有一个故事，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方法的应用过程。
　　一天，苏格拉底和一个非常自负的、名叫尤苏戴莫斯的青年讨论人需要不需要学习，学习时需要不需要请教师的问题。其中有一段涉及到正义与非正义，苏格拉底写下δ和α（分别是希腊文正义与非正义的第一个字母），然后问道：虚伪应放在那一边。尤：显然应放在非正义一边。苏，那么欺骗呢?尤：当然是非正义一边。苏：偷盗呢?尤：同上面一样。苏：奴役人呢?尤；也是如此。苏：看来这些都不能放在正义一边了。尤：如果把它们放在正义一边，简直是怪事了。苏；那么，如果一个被推选为将领的人，率领部队去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能不能说他是非正义的呢?尤：当然不能。苏：那么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了?尤；是的。苏；倘若他为了作战而欺骗敌人呢?尤：也是正义的。苏：如果他偷窃、抢劫敌人的财物，他的所作所为不也是正义的吗？
　　尤：不错。不过开始我以为所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呢。
　　苏：那么，前面我们放在非正义方面的事，也都可以列入正义一边了?
　　尤：好象是这样。
　　苏：那么，我们是不是重新给它划个界线；这一类事用在敌人身上是正义的，用在朋友身上就是非正义的了。你同意吗?
　　尤：完全同意。
　　苏，那么当战争处于失利而又无援的时候，将领发觉士气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就要来了，从而鼓舞了士气。这种欺骗行为应当放在那一边呢？
　　尤：我看应敢在正义一边。
　　苏：小孩子生病不肯吃药，父亲哄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孩子因此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行为又该放在那一边呢?
　　尤；我想这也是正义行为。
　　苏；又如，一个人想自杀，朋友们为了保护他而偷走了他的剑，这种行为该放在那一边呢?
　　尤：同上面一样。
　　苏；可你不是说对朋友任何时候都要坦率无欺吗?
　　尤：看来是我错了。如果您准许的话，我愿意把说过的话收回。（色诺芬；《回忆录》第4卷第2章）
　　“产婆术”这种方法，实质在于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活动，从而自觉地获得知识，对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推理能力、概括能力是、有一定作用的。但也有很大的局限，因为它只适于人们已知的东西，而不适于未知的东西。
　　苏格拉底“产婆术”（又称为“问答式教学法”）对后世的教学思想有很大影响，成为西方启发式教学的开端。自它问世以来，曾被世界各国学校广为采用。
　　人品高洁
　　苏格拉底不但教育思想深邃，而且人品高洁。他一生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总是赤着脚，他不怕寒冷，纵然是冰天雪地，他也能赤脚在冰上行走。在行军作战中，他也比别人更能忍受饥饿。他平时不饮酒，但饮起酒来，比谁的酒量都大。他很贫穷，但不以贫穷为苦，他所追求的是过有德行的生活。
　　苏格拉底不仅宣传有德行的生活，而且身体力行。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先后三次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尽到了雅典公民保卫祖国的职责。他在作战中，表现勇敢、沉着，几次冒死拯救同伴的生命，把受伤的同伴背下战场。在敌人面前他无所畏惧，即使在雅典军队失败的时候，他仍然镇静自若，在战场上走起路来好象在雅典的大街上一样，“昂首阔步，斜目四射”，遇见敌人，他还是那样若无其事地斜视着敌人，使敌人老远见到他，就知道他不是好惹的，若是挨到他，他定会坚决抵抗。
　　苏格拉底平时对同胞、对学生，态度诚恳、温和，不自以为是，不好为人师，不强人从己，他是一个卓越的教师。他的谈话生动活泼，无拘无束，表现出高度的修养，他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他的学生、雅典将军亚尔西巴德曾说；每逢听苏格拉底说话，心就狂跳起来……眼泪就会夺眶而出，大群的听众也表现过同样的情绪。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伟大的教育家、热诚的爱国者，却在公元前399年，被雅典极端■■政府判处死刑，其罪名是：第一，不信雅典的神，崇奉新神；第二，蛊惑青年。然而这两方面也正是苏格拉底对雅典的贡献。在他死后不久，雅典人就认识到他的活动意义，把控告他的一部分人处以死刑，实际上为他平了反。应该说，是“误解和私仇把他推上了法庭”。苏格拉底的死是“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黑格尔语）
　　苏格拉底在服刑时，心情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不服法庭的判决，一方面又不愿逃走，表示服从法庭的判决。他的学生、朋友都劝他逃走。他却以公民应忠于国家为理由而加以拒绝，他说，如果法庭的判决不生效力，国家就不可能存在。公民是国家所生、所养，受国家的教育，理应事事听从国家。儿子只能以德报答父母，不能以怨报答父母，不管父亲如何对待自己，不能以拷打还拷打，以恶言还恶言。一个人被判死刑，不服刑，用逃跑的方法来毁坏、混帐和法律，是不能允许的。苏格拉底既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又要服从国家的法律，于是只好在狱中饮鸩而亡。他为真理而引颈就刑，引起后人对他产生无限的崇拜。（完） 

苏格拉底之死
                                      刘博

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文明，这是一个星罗棋布于地中海地域的繁荣的希腊世界。古希腊精神，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自由。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匍匐在暴君专制的混威下惶恐不安之时，古希腊人已经走上了自主自治因而自由的道路。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爱琴海周围，好似那中天歌唱的小鸟。古希腊文明的一个精品，是以万神之王宙斯的女儿智慧女神雅典娜之名命名，并尊其为城市保护神的雅典城邦。关于雅典城邦的故事记载，可谓是汗牛充栋。在雅典城建立后的数百年间，这座以智慧、勇敢和■■体制著称的城邦经历了无数的刀兵和天灾，却在智慧女神和说理女神的荫护下，始终屹立不倒。然而，在公元前399年，雅典城却开始走向了衰落了，而且是从精神上被彻底打败了，对手是一位年届七旬的老人，一位被称为“西方孔子”的哲人----苏格拉底，因为一场审判。

在雅典的荒烟蔓草里仿佛游荡着一个光辉的身影，苏格拉底，这个不死的灵魂在永不疲惫地捎带着神的圣谕，不住地向来去匆匆的人们发送着理性的光环。他是一个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婆。他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刻，成长在伯里克利的盛世，当时正值智者从全希腊各地云集雅典，给■■制度雅典带来了许多新知和自由论辩的新风尚的时期。年轻的苏格拉底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的问题。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通过他的教诲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了犬儒派等新学派，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他貌不出众，但言谈话语富有魅力，他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公元前399年，他被人控告有罪，罪名主要是两项：不敬城邦所敬的诸神而引进了新神，并败坏了青年，结果被判刑。朋友们打算营救他逃离雅典，但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他不能违背。苏格拉底认为虽然如果城邦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你就不必遵从它们，但是如果你违反了城邦的法律，你仍然必须服从惩罚。苏格拉底就正是丝毫不差地这样做的，他感到有一种服从城邦的合法权威和城邦法律的义务，所以他十分自觉地接受了死刑，在临终前仍同朋友们讨论哲学问题。在时间到来时，他安详地喝下了毒酒，用自己的生命和哲学报答了祖国城邦，终年69岁。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

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同他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而他个人的命运同雅典的命运是不可分的。他为了祖国追求善的理想，而他的祖国则用死刑酬答了他的贡献，成全了他的哲学。苏格拉底没有丝毫的激愤、畏惧或是悲哀，而是依旧用他智慧的语调诚挚地奉劝着一切。他明白他是神的使者，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他还有他生命未完成的部分，而死恰恰能给他一个完美的结局。

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可以说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在此神灵的保护下，古希腊的城邦按法律治理，任何人的地位都不得高于法律。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的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只有遵守法律,才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城邦强大的根本保证,他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

苏格拉底还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律最初体现为自然法，自然法也就是自然规律，它纯粹是一种神的意志或神有意的安排。后来城邦颁布的法律称为人定法。虽然人定法不像自然法那样具有普遍性，而具有易变性，但是，由于人定法来源于自然法，人们接受和服从人定法的指导就意味着人们接受和服从自然法的约束，也就是服从神的意志。一个城邦的理想状态必须是人人从内心守法的状态,这既是苏格拉底一生的理想和信仰，也是他最后慷慨以身殉法的内在动力。

苏格拉底在被自己同胞不公正地判处死刑之时仍大谈“遵道德、重公义、法律至宝、■■为贵”，认为人生价值莫过于此，真算得上自由精神洋溢了。苏格拉底是位英雄，他意识到道德理想的力量，并自觉、自愿去实现它，即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死是个悲剧，悲剧在于冲突双方都有存在的理由，又不可调和。于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身躯托负起这个伟大的冲突，托负起自由人格的责任与使命。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的事业就是他的精神，自觉，自愿，自律从而自由的精神，通过他得到了光大。

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更不容许最神圣的理想有丝毫的被亵渎，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灵魂，他相信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万事万物都是神有意识有目的的巧妙的安排。他没有背叛神，既然如此，死亡也就是神对他的召唤，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也许人们笑他，笑他天真，笑他顽固，执迷不悟，但是惟有那些真正洞察了他内心世界的人，才会为他的智慧与忠诚所折服:智慧是他看到并一直紧紧关注着的众人未曾察觉的美德，忠诚的是于他自己热爱的城邦，于他一生遵从的法律，于他永恒不变的理想追求。

《申辩篇》描绘了一幅明晰的图画：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头脑高超而不介意于世俗的成败，相信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并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件。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确是宣称自己被神论或者命运之神所引导的。那究竟是不是象基督徒所称之为良心的声音，还是那对苏格拉底来说乃是一个真正的声音，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在哲学之前，荷马史诗是希腊最脍炙人口流传最广的文化思想宝库。它把英雄故事和富于人情味的诸神的活动交织一起，表现了希腊人的生活想象和世界观。实际上希腊的神灵多数来自西亚各国和埃及，希腊人从他们那里接受过来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改变，组织在自己的宇宙和人生的画卷之中。而大约和哲学出现的同时流行于希腊各地的奥尔菲神话传说和宗教教义，更以其灵魂转世与净化的基本思想，给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极其深刻巨大的影响。

苏格拉底的学说的确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反对研究自然界，认为那是亵渎神灵的。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己知道自己无知。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像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他以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他还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神把他赐给雅典的目的，是要用这只牛虻来刺激这个国家，因为雅典好象一匹骏马，但由于肥大懒惰变得迟钝昏睡了，所以很需要有一只牛虻紧紧地叮着它，随时随地责备它、劝说它，使它能从昏睡中惊醒而焕发出精神。苏格拉底把批评雅典看作神给他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和由此而来的思考探索，便成为他生活与哲学实践的宗旨。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使许多人十分恼怒，要踩死这只牛虻，但神给自己的使命不可违，故冒死不辞。

苏格拉底确实主张了一个新神，他是道德善、智慧真的源泉：宇宙理性的神。这个宇宙理性神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真正的善—－的终极根据，人能有知识，是因为人得到了神的特别关爱，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爱智的心灵和理智。但是人应当明白，你所具有的那点灵魂同神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个新的理性神的观念和关于人当“自知无知”的教导，就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与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高的存在本体就是神，就是善，他的这个说法也是来自苏格拉底的。神的观念一直是希腊哲学的起源地和归宿，而希腊哲学在其发展中也不断改变和净化了人们原先的神观念，两方面是彼此互动的。作为一位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从敬畏神吸取了他变革哲学的智慧和力量。他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只牛虻，一个肩负着神的使命助人从善爱智的使者。这是他对神的敬畏虔诚，也是他对人的热爱鞭策。只有联系到他的神观念，我们才能认识他所主张的“自知无知”命题的深刻含义。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史上意义深远的事件,仿佛一则寓言,一个谜。他策划了自己的死亡方式，以一场浩大的审判，以法律正义的名义判处自己死刑，把自己生命的余烬，凝成一个死亡之谜，给后人留下了一道人文学科的“歌德巴赫猜想”。苏格拉底好像在为自己申辩,可是他又有意在死亡之中觅求真理,他的死仿佛是道德与法律的合谋。

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是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靠军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雅典城并没有因为处死苏格拉底而重焕辉煌，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那些法官们在审判后的心路历程。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没办法面对和说服自己的良知了，他们的灵魂，将笼罩在那位老人孤独而顽强的身影下。苏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里去了。“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千年的步行者们越走越远，但是谁都无法从他们心中抹去这个虽然虚幻的名字――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圣徒和殉道者，至今，没有哪位哲学家像他那样痴迷于过一种正义的生活。他把一个人的生命充分活了出来，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体认人生总是会面临各种遭遇，会有得意失意，即使面对不义时，都要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把关注的重点由外在转向内在。苏格拉底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一大批激烈的反对者。做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

苏格拉底的法律意识的确值得我们感动，曾经看过英国学者哈特的一些书籍，他把守法的动机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于自愿去接受和维护法律，并以法律规则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导，一种是通过观察或实践发现如果不遵守法律可能会受到惩罚，因而被迫服从法律。显然，持有前一种动机的人守法心态很坚决，即使面临困难或诱惑也会战胜之，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价。而持有后一种动机的人，如果眼前能获得的非法利益远大于以后可能遭受的惩罚，他就会铤而走险去违反法律。 

　我们不难发现，多数中国人的守法动机属于第二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无需责怪中国人的素质低下，因为这是由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和历史造成的。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中，法律没有权威可言，有权威的是执掌法律的人。人们绝不敢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遵守法律就会一生平安。因此，在中国百姓的心中，法律也就不可能成为他们的行为规范，也就不可能形成哈特所说的第一种守法动机。中国人的很多法律心理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例如中国人认为法不责众，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很多人都违法，我跟着违法，肯定不会受惩罚，但他不认为自己违法是错事。中国人也不把遵守法律看成是一件很光荣和很高尚的事，反而认为会钻法律的空子是聪明的表现。遇到讼案，就会有人通过私人关系寻求法官的帮助，希望赢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寄希望于法律的公正。所以在今天把“守法”作为我国公民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提出来，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能够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才能增强民众的守法意识，这将更加有利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我国加入WTO而带来的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法律制度也越来越健全，公民的法律意识愈来愈增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对外交往更需要遵循法治的原则等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应当抓住机遇，通过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工作，使守法切实成为人民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