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张超，原广东省饶平县侨联副主席，“中国性学第一人”张竞生之子 

时间：2005年6月24日

地点：广州童心路5号聊斋吧 

大凡人群中，总有先知者，总有先行者。往往先知者不被后知者理解，往往先行者被后行者嘲弄、讥笑。这似乎也是人世间的规律。  

  
  
 

广东上个世纪初出了一批先知者和先行者，广为人知的有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像高山流水，大漠孤烟为世人仰慕。鲜为人知的则有张竞生，被人误读、误解了一生。时光的海水退潮后，礁石还是礁石，贝壳还是贝壳，海沙还是海沙。现在国人都承认，张竞生不仅是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第一人，也是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在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的第一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卢梭《忏悔录》的第一位中国译者，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 


可在当年，张竞生因一部《性史》被赶出学坛，那是张竞生的悲哀，更是那个社会的悲哀。 

台湾名嘴李敖说：编《性史》的张竞生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视作“三大文妖”，可时代的潮流终究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 


时间会让一切归位。我在广州见到了张竞生的儿子张超。和我聊起父亲的一生时，他眼神里透出的，是一种无奈和苍凉。 


复活新闻


他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父亲曾感慨地说：山格夫人主张节制生育而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我主张节制生育被视为神经病，是因为我是中国男人鲁迅先生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张竞生说哲学家从来不得好死，苏格拉底等人都是这样他每天闭着眼睛背四书五经，人家还以为他背毛主席语录 

致信陈炯明主张节育避孕 


田炳信：你父亲生前有许多头衔，“性教父”、“性博士”、“留法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同盟会会员”、“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坛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作为后人，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父亲？ 


张超：我父亲可说生不逢时，被世人误解了一辈子。就是现在谈性都不容易，何况在距满清王朝刚被推翻没几年的中国，那可是犯了大忌，捅了大马蜂窝。他被世俗的马蜂蜇了个鼻青脸肿，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田炳信：你父亲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博士，在那个年代可说是凤毛麟角。 


张超：是的，我父亲原名张江流，学名张公室。1912年底赴法留学前改名张竞生，大概是受了达尔文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 


田炳信：你父亲是怎么去法国留学的？ 


张超：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也可以说是他青年时期人生的一个转折。1910年4月，汪精卫因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当时父亲正在北京京师大学读书，才22岁，他假扮成汪精卫的亲戚，在革命■人和监狱中来回传递信息，这给汪精卫留下了深刻印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汪精卫出狱后亲自给孙中山写信，推荐我父亲担任南方议和团的秘书，参与与北方清政府的谈判。1912年10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一批青年人以官费生名义到东洋、西洋留学，在第一批的25人名单中，我父亲名列榜首。 


田炳信：我看史料记载，这批同去的还有宋子文、杨杏佛、谭熙鸿等人。 


张超：这批人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 


田炳信：你父亲当时完全可以从政，最后却成了一名学者，而且是被误读了一生的学者。 


张超：这与他留学法国时受到当时的思潮影响有关，那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的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都出现了，但最让父亲感兴趣的还是卢梭的学说和孔德的情感社会学。1919年4月，他就是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的研究》通过论文答辩，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初，从法国留学归来的他被聘为潮州金山中学校长。归国途中，一腔热血的他写了一份报告，递给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兼督军陈炯明。 


田炳信：报告写了什么？ 


张超：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搞计划生育。父亲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多者受罚。 


田炳信：陈炯明接受吗？ 


张超：怎么可能接受！陈炯明自己就子女成群，从他个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看，这种提法都太超前了。 


田炳信：中国人做事讲“天时、地利、人和”，你父亲当时可是一条都没沾着。 


张超：陈炯明很不高兴，背后说他是神经病。父亲出任金山中学校长期间，移风易俗，提倡男女同校，因此得罪了地方豪强。他在当地的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这是他第一次在封建礼教面前碰壁。 


田炳信：也是被社会误读、曲解的开始。 


张超：对。由于在潮州干不下去，当年10月，他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北上受聘该校哲学系教授，奏响了他学术生命中短促但最华丽的乐章。 


田炳信：那是他比较开心的几年吧？ 


张超：算是吧。在北大，他讲授的主要课目有行为论、论理学（后改为逻辑学）、风俗学、相对论、孔德学说、混帐学说和唯物论等。他很有见地地将当时译为“名学”（严复）、“因明学”（林纾）的西方论理学更名为“逻辑学”；又率先讲授性心理学，向青年灌输科学的性知识；还最先把卢梭的《忏悔录》译成中文出版。 


田炳信：1922年4月，美国著名的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MRS.MargretSanger）访华，应邀到北大讲学。校长蔡元培特地在《北京大学日刊》以头版头条刊登启事，并亲自主持报告会，由胡适任翻译，又特请了一贯主张节制生育的令尊作陪。 


张超：我父亲曾感慨地说：山格夫人主张节制生育而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我主张节制生育被视为神经病，是因为我是中国男人。山格夫人这次访问对我国的节育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在北大的讲演对知识界的影响更大。为了国家富强，我父亲也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太多。直至在上世纪50年代“阳谋”甚嚣尘上之时，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骨气，他仍敢秉笔直书。由于这个，再加上解放初期曾上书中央指外交“一边倒”不妥的旧账，他被“内定”为右派分子，后来是因为周总理及时指示在文史馆和参事室停止“反右运动”，他才没被揪出来。 


田炳信：耿直执着的性格和坚持科学的精神，让他一生吃了许多苦头吧？ 


张超：他对人生许多事，从哲学的高度看得很透。在《性史》风波前的1922至1927年间，北大的国学研究所（国学门）下设有5个研究会，父亲发起并任“风俗调查会”主席，研究风俗，首创并开讲“风俗学”课程，该会与周作人任主席的“歌谣研究会”成为我国民俗学的先驱。 


掀起中国首场爱情大辩论 


田炳信：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活跃的学术中心，你父亲倡导的节制生育当时虽因不合国情而受到抨击，可是在北大这块土地里，他还是很如鱼得水的。 


张超：这段时光不长，当时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倒是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称赞的，我父亲将这些学说统称为“美的学说”。1925年，他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当时，我父亲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该文刊出后，包括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60多位读者撰文参加讨论。持异议者居多，也有拍案叫好的，颇为轰动。 


田炳信：这场辩论可说是中国第一场爱情大辩论。  

  
  
  
  
  
 
张超：可以这么认为，这些观点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超前的，我父亲就是要让当时的人们明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亵渎了神圣的爱情，须知爱情的精髓是情感，那些以为一纸婚书在手，男的就可以视老婆为私产、女的则“嫁鸡随鸡”之人，实不知情为何物。只有用进化的爱情观对待，才能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才会有美满的爱情。最好的夫妻是永远的情人。时至今日，“爱情定则”的内容早已被实践并大大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