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送我一本民国版《尤溪县志》，随便翻翻，注意到它体例很特别。其志山川，首述文山与公山，连篇累牍。文山如“文”字，公山如“公”字，遥遥相望。两座小山头获此殊荣，完全因为它们乃大贤发祥之地。尤溪的大贤是朱熹，后世尊为朱文公，出生于公山脚下的郑义斋故居。县志载前人的诗说：“文山隔水公山对，书院宏开不偶然。人杰地灵终契合，要思朱子未生前。”这两座山头开天辟地等在这里，带着明确的任务：为了应验有一天朱熹诞生。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传说两山同时起火，山形毕露，完全现出“文公”二字。不过朱熹的父亲朱松写信给岳父祝公报喜的时候，没提这事，只有简单几句：“松奉娘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时免娠，生男子，幸皆安乐……”生逢乱世，朱松没想过儿子日后会成为文公，三天后的洗儿礼上，他倒指望这孩子长大后当兵打仗，其《南溪洗儿二首》云：“有子添丁助征戎，肯令辛苦更儒冠?”
    朱熹8岁时离开尤溪，成年后多次重回故地。他为朱松任尤溪县尉的办公旧址题写了“韦斋旧治”———韦斋是朱松的号。碑石现在立在尤溪县招待所内。朱熹还在郑义斋故宅创建尤溪县学，县学后改名南溪书院，历代不断修葺，至今尚存。南溪书院旁，两棵高大的巨樟，传说为朱熹亲手所植，称沈郎樟———朱熹乳名沈郎。和朱熹有关的遗迹，还有活水亭、观书亭和半亩方塘，取意于朱熹著名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去年我去尤溪。半亩方塘依然一派天光云影，倒影里面，还添上沈郎樟的婆娑枝叶，观书亭的轻灵飞檐，环境清雅逼人。塘水不太洁净。听人介绍，前些年，这地方被用于关押劳教人员，犯人们在半亩方塘养鱼，出售。这真是别开生面的利用，能让朱熹大吃一惊。历史有时很幽默。又比如文山和公山吧，慕名已久，总以为尤溪人把这两座神圣的山专门给了朱熹，求人指点，却发现公山正中赫然座落一个大坟。这是新坟，约建于1980年，据说是尤溪县某县长的坟墓。没想到，公山还有个任务是等某任尤溪县长，这回该让那些虔诚的朱子门人吃惊了。
    唐以前，福建在全国毫无地位，是遥远的化外之境。唐代五十多个闽籍进士，除了欧阳詹，绝大多数表现平平，没有一流的人物。进入宋代，福建默默积蓄了一千多年的惊人能量，突然爆发。一向受中原地区忽视的蛮荒之地，转瞬间成为文化高度繁荣的地区。在科举考试中，福建士子的出众表现，让人大惊失色。美国学者贾志扬依据全国地方志统计，两宋合计28933名进士，福建占7144名，排名全国第一，其进士数竟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4％，接近四分之一。宋代的闽北文化极其发达，台湾学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统计，仅浦城一县就出了122位进士，4个状元，8个宰相。
    最重要的，不是科举，不是官僚，而是创造性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福建诞生了自己的思想大师，形成了自己的学派。这是一个由个人的天才和人格魅力凝聚起来的学派，称朱子学派。这也是一个具有强烈地域性的学派，人们又称其为闽学。然而，这个学派的学说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中国社会六七个世纪之久。
    朱熹不是横空出世，在他之前，福建的其他学者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最重要的三位先驱人物是将乐人杨时、沙县人罗从彦和延平人李侗，他们都属于当时的南剑州，故称“南剑三先生”。福建本土的学术资源比较简陋，南剑三先生的贡献是从中原地区引进了二程的洛学，并初步本土化，搭起了闽学的框架。最早，杨时向北宋道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问学。学成辞归，程颢送之出门，对坐客说：“吾道南矣!”他深信自己学说的精华己由得意门生带往福建，必将发扬光大。
    杨时携洛学入闽，授徒讲学，创立了闽学的基础，被誉为闽学鼻祖。他身为朝廷高官，年寿又高，活了83岁，所以门生众多，达千余人，沙县人罗从彦和崇安人刘勉之都厕身其中。罗从彦是最能光大师门学说的弟子，但他只做过博罗县主簿，官职低微，弟子寥落无几，其中就有朱熹之父朱松和延平人李侗。幸好有了李侗，能传其衣钵。然而李侗更落魄，什么官也没做，隐士般修身养性，身居草野，怡然自乐，一生不著书，不作文，门下无人。杨时从中原千辛万苦继承来的道统日渐衰微，仅存一息，眼看就要中断。这时出现了朱熹。
    朱熹8岁随父迁建瓯。14岁，父亲朱松病死，次年全家迁居崇安五夫里。朱熹19岁考中进士。24岁，首次拜访李侗，与他一生最重要的导师相见；33岁，正式拜李侗为师，同时也成为杨时的三传弟子。
    我们说到过道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意味着学术正宗。朱熹在给老师李侗的祭文中写道：“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道南，道则与俱……”朱熹的意思是，孔子孟子之后，道统中断了千年，直到程氏兄弟出现，孔孟之道才有了传人。程氏兄弟的道统则被杨时(号龟山)带到南方福建，闽学乃是孔孟嫡传。清人黄百家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
    道统入闽，闽学理所当然变成学术正宗。然后，朱熹以他的旷世天才，大力著述、讲学、论辩，构筑起一个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中古新儒学———理学的集大成者。今人钱穆《朱子新学案》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生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未至五夫里，抱着绝大的期望。心想那是个优美的小村，古迹斑斑，民风淳朴。毕竟，这是圣贤长期教化之地。到了五夫热闹的市场问路，还不敢相信，以为弄错了。乱糟糟的房子，空坪上到处是水果皮、甘蔗渣、废弃的塑料袋，苍蝇旋舞。我们打听紫阳楼，还好，朱熹不住在这附近。
    五夫是个镇，紫阳楼在郊区，隔了一条小小的潭溪。来到这里，心情才好起来，这正是我想象中的小村落。后面是玉屏山，前为潭溪，水口处是一群参天的红豆树和巨樟，年迈的两株，据说是朱熹手植。树林边，一字摆开长长一排刷了白石灰的房屋。屋前到溪边，还腾出了一片稻田。有了这些古树，鹅卵石河床的小溪，也不嫌紫阳楼小了———房屋看上去一大排，紫阳楼却只是紧挨树林的一小幢，新修的仿古建筑，无足称道。紫阳楼前那口没有一滴水的小池塘，也叫半亩塘，丑陋不堪，可谓一次审美灾难。
    朱熹奉母来到五夫里的时候，只有15岁，刘子羽为他们孤儿寡母筑室于此。为了表示不忘本，朱熹将祖籍徽州紫阳山的名字借来，命名紫阳楼。然后，他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求学，思考和创造。朱熹后来还搬过两次家，54岁时迁武夷山。62岁迁建阳考亭，最后病逝于考亭，享年71岁。推算过去，他在五夫里呆的时间，前后跨度40年，是最长久的一次定居。
    紫阳楼是我见过的最寒碜的纪念馆。姜馆员不在，他的一位正在馆里习画的女同学领我们到处看。馆里所有的房间空空荡荡，像刚刚经受一次无微不至的洗劫，只有三五件藏品。其中一面锈铜镜和一方普通砚台，都是从当地村人手里收购来的，“据考证”，前者是朱熹女儿梳妆用的，后者，“考证”后当然是朱熹的文具。房间里挂着的几幅书画作品完全霉烂，湿漉漉的，到处是黑斑，还生出一层绒毛，令人欣慰的是那些作品并不值钱。原来，这簇新的紫阳楼，一个准备陈列展品的纪念馆，设计时没人想到要去防潮。
    我没有责备那位没见过面的馆员的意思。女画家说，经费不足，馆里什么也没有。院子里的兰花，是姜馆员花自己钱买的；朱熹手植树生白蚁，他又只好贴出自己的工资，买了药水来扑杀。我觉得，他已经做得很了不起了。
    女画家穿着拖鞋，拿了两个竹舀罐，领我们到那排房屋的另一头看泉。只有一个水洼，旁边的山石上刻了两个字：灵泉。老实说，在五夫里，我只相信这两个字出自朱熹手笔，其他号称与朱熹有关的东西都很可疑，包括朱熹手植树。我用竹舀罐打起半罐水，喝了三口。想当年，这眼泉水曾经滋养过朱熹的思想。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河流，我也不能自夸和朱熹同饮一井水。我们之间相隔八百年。
    朱熹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呆在福建。他从政的时间只有7年(泉州同安县主簿3年、知江西南康军2年、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9个月、知漳州1年、知湖南潭州2个月、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40日)，从这个记录看，朱熹的确不是爱做官的人。宋代有一种特殊的名义官职，叫奉祠，意为管庙，给薪水而不必干活，住地听便，原来用于安顿年老力衰或与朝廷意见不合的官僚。朱熹一生奉祠12次，共21年10个月。祠官收入低，然而有足够的活动自由。朱熹在福建各地建了许多书院，研究和讲学。
    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问最渊博的一人，著述十分宏富，经史子集，四部齐备，据周予同考辨，共126种。影响最大的当为《四书章句集注》，以及后人编辑的《朱文公集》、《朱子语类》等。我不敢议论朱熹的学说，那是一个可怕的陷阱，足以耗去一个普通学者的一生。那么站在远处，遥望他的背影，大概是没有危险的。
    今人对于朱熹学说的反感，大半由于它是一种官方哲学，被利用和庸俗化。这不能由朱熹负责。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比我们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更有尊严。他从不刻意迎合统治者的爱好。他上朝奏事，有人劝道：“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学，唯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他果然这样说。帝王不喜欢他的理论，他就离开庙堂，在民间讲学传播。朱熹生前，他的学说不但不受统治者欢迎，甚至受到迫害。他曾经勇敢地为自己的思想受难。
    宋初的道学家，周敦颐、邵雍和张载，其学说的影响在当时并不大，经朱熹褒扬后，才有后来的名气。二程名头响亮，却是迂儒，仕途不顺利，学说屡遭禁止。到朱熹还是这样。他们的影响是通过聚徒讲学传播开来的，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他们没有利用政治权力推广自己的学说，反而常常受到政治权力的压迫，被宣布为非法，贬官，流放，殃及家人弟子，著述更受到严厉查禁。
    在闽北，朱熹有三个主要讲学基地：建阳寒泉精舍，崇安武夷精舍，最后是建阳考亭。他的学派又称考亭学派。朱熹研究的，不是中举做官的世俗学问，而是真理。四方学者云集，跟随他们的老师一起生活、学习，也是为了真理。他的许多弟子，例如林用中，蔡沈等，一生不应科举，不求功名。有的举子业已成，如廖德明和杨方，为了求道，也投朱熹门下。还有戴蒙、李燔等人，甚至弃官从学。南宋王遂《重修武夷书院记》说：“朱熹之讲学武夷，诸生不远千里而聚首执简。”他的弟子，有姓名可考的就达511人。朱熹没有许诺世俗的利益，他依靠的是自己的人格感召力，凝聚来自全国的同志，布衣粗食，朝乾夕惕，相互砥砺，探究天人之道。我们想到，纪元前的伟大思想家孔子也是这样做的。
    南宋高宗时，秦桧就禁过程氏学说。宋孝宗比较宽容，对道学家还肯敷衍。道学家最会讲道理，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人的上书，议论很好，只是不切实用，没有一人被位以要津。朝中反道学的势力也有，这时还未成气候。光宗朝只有平淡的五年。庆元元年，宋宁宗即位，严峻的打击降临了。
    先是右丞相赵汝愚和权臣韩侂胄政治斗争失败，罢相出朝，不久贬死衡阳。朱熹等道学家因为常赞许赵汝愚，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庆元二年，韩侂胄的■羽纷纷出手。叶翥和刘德秀奏请销毁朱熹的书籍，并称朱熹学说为“伪学”。胡纮和沈继祖上疏，罗织了朱熹许多莫须有的劣迹，诬以六大罪状和四大丑行，请斩朱熹。庆元三年，诏令不得任用“伪学之■”为官，王沇上书“乞置伪学之籍”，刘三杰称朱熹师徒为“逆■”。年底，朝廷炮制出一份包括赵汝愚、朱熹、彭龟年、吕祖谦等59人的黑名单，名为“伪学逆■籍”。这个事件，史称庆元■禁。
    庆元■禁是政治对学术的无端迫害。被列入黑名单，就像后来的“反■集团”成员，其家属子女被剥夺了仕进的机会，还要忍受种种社会歧视。政治高压下，朱熹学派受到沉重打击，首徒蔡元定被遣送道州(今湖南道县)编管，步行3000里到达贬所，脚为流血，一年后病逝；弟子有的托辞去归，有的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然而，学派并没有垮掉，其核心成员继续追随他们的导师，甚至还有个别学者不顾危险前来问学。例如黄士毅，就在这时候从江苏徒步入闽，师事朱熹。作为伪学逆■的领袖，朱熹此时已是68岁高龄，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在做什么呢?按朱子门人黄干(也是朱熹的女婿)的说法，朱熹始终呆在建阳考亭，“日与诸生讲学竹林精舍”。
    《朱子语类》记载他这时的言论说：“某又不曾上书自辨，又不曾作诗谤讪，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说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
    庆元六年(1200)，朱熹死的时候，他的学说仍然被禁。按《宋史》本传，当局已经命令地方长官布控，严密监视伪学■徒聚会。然而，他的不少门徒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不避危险，从四方赶来为老师送殡。《宋元学案补遗》说：“时伪学禁，会葬者六千人。”考虑到山区小县，交通不便，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亲往吊唁，祭文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76岁高龄的大诗人陆游，也写了祭文：“某有损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江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
    我的家乡泰宁，宋代属邵武军，也属于闽北文化系统。泰宁距离朱熹的讲学基地，只有百余公里。很遗憾，我至今没有发现泰宁籍的朱熹门人。但是，地方志记载说，朱熹曾到过泰宁避难讲学。乾隆《泰宁县志·流寓》谓：“朱熹，字仲晦。庆元间，籍伪学，避居邑南小均坳数年。”明何乔远《闽书》记载说：“宋伪学禁起，晦庵朱子过泰宁，宿小均李氏，遗琴一张，为书‘恂如’而去。”县志所说避居泰宁数年，大约有误，想来不会超过数月。
    朱熹在泰宁原来的遗物不少，“遗有像一幅、砚一方、琴材一片”，不幸全部散失。清初，在小均农家发现朱熹所书《四季题壁诗》，没有署名。布政程含章解释说，这是因为当时禁伪学，所以不落款，免得惹来麻烦。乾隆年间，巡道来鸣谦曾请将四诗镌入《考亭全集》，未能如愿。《四季题壁诗》的诗意和书法均佳，许多人把它拓下，挂在厅堂。我在武夷山和五夫里的朱熹纪念馆都看到拓本，没有说明出自泰宁，心里不大高兴。因为这组诗没有收入朱熹的全集，我这里把它录出：
    晓起坐书斋，落花堆满径；只此是文章，挥毫有余兴。
    古木被高阴，昼坐不知暑；会得古人心，开襟静无语。
    蟋蟀鸣床头，夜眠不成寐；起阅案前书，西风拂庭桂。
    瑞雪飞琼瑶，梅花静相倚；独占三春魁，深涵太极理。
    如果朱熹到过泰宁避祸，那么黄干的说法就成问题，■禁期间，朱熹并不是始终呆在考亭。我曾查过清王懋竑《朱子年谱》。这本号称精密的著作，沿袭黄干之说，完全排除了避难的事。这不能解释朱熹在泰宁的遗迹如何而来。后来，读今人高令印的《朱熹事迹考》，刘树勋主编的《闽学源流》，我才明白，不止泰宁一县存在这问题。根据福建省各种地方志的记载，庆元年间，朱熹曾数次离开考亭，四处避难。《古田县志·流寓》：“宋庆元间，紫阳朱子避伪学禁，逆寓而讲学之区。”《霞浦县志·流寓》：“紫阳朱子，庆元间以伪学禁避地于闽，至长溪，住黄干、杨楫家。”道光《重纂福建通志》说长乐龙峰书院：“朱子避伪学寓此。”又说朱熹到闽清：“朱文公于伪学之禁，避迹无定所，其于闽清凡数至，所历名胜题识殆遍。”朱熹自己的文章还说到庆元三年过顺昌的事。不仅仅是书面记载。朱熹喜爱题咏，人以为贵，往往摩崖石刻，证据昭昭，不容置疑。
    “熹今岁益衰，足弱不能自随，两胁气痛，攻注下体，结聚成块，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亲旧凋零，如蔡季通(元定)、吕子约(祖俭)死于贬所，令人痛心，益无生意，决不能复支久矣。”不管门人把老师说得多么坚强，朱熹的自述，让我们感到了一个身心交瘁的老人的绝望。垂暮之年，苦病之身，还被逼得东逃西窜，背井离乡，实在令人心酸。
    在最危难的时刻，福建各地不理会朝廷的旨意，这块土地张开臂膀，欢迎自己的思想家。朱熹和门人每到一县，都受到热情接待，继续讲学，传播学术。日后，许多偏僻小县的书院都骄傲地声称，这位大贤曾经是他们的老师，纷纷立祠纪念。推算过去，这么多地方跑下来，至少需要一两年时间，说朱熹始终呆在考亭讲学，怎么也不通。朱熹病逝之后，他的弟子兼女婿黄干成了闽学学派的领袖，从事存统卫道的活动。我猜想，大约是为了维护朱熹的形象，他虚构了一个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圣人。这是多余的。坚持一种内心信仰的学说而逃避迫害，并不可耻。
    朱熹死后，韩侂胄意识到对道学的打击不得人心，悄悄驰禁。一些被革职的朱熹门人也逐渐复官。在朱熹第一代门人的不懈努力下，宋朝廷开始缓慢地为朱熹学派恢复名誉。1210年，宋宁宗诏赐谥朱熹“文”。1227年，宋理宗接见朱熹之子朱在，说：“恨不能与(朱熹)同时。”1241年，朱熹进入孔庙，诏令学官从祀。光荣总是姗姗来迟。
    最重大的转折发生于元代。1313年，元仁宗宣布科举取士，规定第一、二场考试限从朱熹《四书集注》中出，诠释以《四书集注》为主。这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元明清三代，朱熹对儒家经典章句的注释一直成为科场试士的科目。朱熹的学说被尊崇为官方意识形态。闽学挟朝廷之力风靡天下，以至人们说：“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朱熹的地位直线上升，直逼孔老夫子。
    朱熹在五夫里生活得最久，按理说这里的遗迹最多。女画家带我们到五夫镇里。天气很热，她还是一双拖鞋，闲适的步态。我觉得，有这种闲适懒散的气氛也笼罩了整个五夫镇。男女老少，许多人坐在家门口，玩耍、闲聊或打牌。房屋建得很乱，地上挺脏，一点不影响他们怡然自乐。
    五夫里的古代遗址已经遭到惨重的破坏。所谓朱子巷，是条土墙夹道的小弄子，不足百米，鹅卵石路面，什么也没有。兴贤古街够长了，水泥路面，路旁有沟，建筑则新旧杂陈，旧也旧不到什么年代。每隔一段，便跨巷而立砖坊，写些“崇东首善”、“天地钟秀”、“紫阳流风”、“过化处”之类的大字。兴贤书院还在，据说朱子在此讲过学，门面新近粉饰过，彩绘也是新的，红红绿绿，拙劣不堪。
    幸好古街上还有两座孑遗的古建筑门面，能让人动心。一是刘氏家祠，雕花门楼，颇有气势，上面还题有“宋儒”的大字。另一幢连氏节孝坊，高悬“圣旨”二字，其规模之宏大，雕饰之精美绝伦，都远远超过刘氏家祠，也是我在闽北一带见过的最美丽的门楼。门楼上没有黄泥覆盖的痕迹，令人惊奇的是它怎么穿越那么多我们熟悉的政治动乱，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在周围一片潦草之极的贫民建筑中，她保持着优雅的贵族气质，贞静，寂寞，鹤立鸡群。站在她面前，昔日的华彩扑面而来。
    五夫里可不是寻常的村落，它是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故乡。南宋，朱熹到来之前，五夫里的刘氏和胡氏两个家族就已经名满士林。刘家父子都是著名的抗金将领，刘子羽和弟弟刘子翚还是知名的道学家，刘子翚不但通经学，又具出众的诗才。还有个刘勉之，是杨时的弟子，长于易学，好佛、老，名重一时。胡氏家族，最著名的是大儒胡安国，他的儿子胡寅、胡宁、胡宏，侄子胡宪，得传家学，成就斐然，世称胡氏五贤，是福建早期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小小的五夫里，一时间涌现出如此多的大学者，可谓空前绝后。
    我们不能不佩服朱松的远见卓识，临死之前，他交待妻儿投奔崇安五夫里。他和五夫里的学者群交谊深厚，已经在这里为朱熹日后的成长准备了一切：托孤于刘子羽，学业则托付于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翚三位老师。可以说，五夫里就是朱熹的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他，养育了他。五夫里的学者们齐心协力，竭其所能，共同哺育这个永不满足胃口奇佳的养子，他们塑造了朱熹最初的精神世界。五夫里给了朱熹一切———后来，刘勉之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也许为了养育朱熹，五夫里竭尽了全部的能量，那以后，是漫长的衰落……
    五夫里的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我的眼前，满是苍凉、破败，还有成长中的混乱。表面看来，她和任何一个村落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她的确是独特的。这种独特存留在青史中，每当翻开书卷，我们就会感到。这种独特存在于土地与人民的秘密关系中，每片山川，都蕴藏着神奇的生殖力，然而我们无法解读。我在五夫里停留了两三个小时，沮丧地走了。我来过，却读不懂它。 
  
  朱熹与“天风海涛”
 


(2004-07-29 16:14:44)
 
提起“天风海涛”的题刻，人们所熟知的是鼓浪屿日光岩高岩上的题刻，此为民国四年六月（1915年）北洋政府福建巡按使许世英所题。而鲜为人知的是，在白鹿洞“六合洞”后，元果法师墓塔西侧的群岩巨壁上也有这样的一幅摩崖石刻，乃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手迹。 


此题刻于民国二十三年冬日（1934年）由闽侯杨廷玉摹刻。题刻的由来，可见其附刻小字：“曩见洪塘金山寺岩旁有石刻朱文公所书‘天风海涛’四字，……独惜其与当前景物不称，今岁夏仲登虎溪岩，思此四字移题斯间最为工切，因亟摹勒上石，以质后之来游者。”金山寺在福州洪塘闽江中，是一座建于江中小屿的寺庙，可谓闽江胜景，然杨廷玉认为没有白鹿洞依山临海高岩屹立的巍峨壮阔，还是移刻这里更为工切，由此可见他对此地风光的极力推崇与礼赞。这里还建有元果法师的陵墓，游者登临其上，看大海，听涛声，确实不失为一佳景胜地。遗憾的是如今岩前高楼林立，已失去部分海天景象，游客只能追寻玩味昔日的“天风海涛”景观。 


朱熹是南宋理学家，又是一位教育家、诗人，他的许多诗文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但较少人知道，他同时又是著名的书法家。明朝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道统，犹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书，尤善大字，下笔即沉雄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圭璧。”这对朱熹的书法给予高度的评价，道出后人对他书法的珍视。从“天风海涛”四个题字可以看出，朱熹的书法继承颜真卿一路，行书参分隶意趣，有古淡平和、萧散简远的韵致，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朱熹十九岁中进士，二十四岁任同安主簿，足迹遍布闽南，名山胜水多有题刻，然由于年代久远，岁月磨蚀，如今留下的题刻已很稀少。朱熹在白鹿洞留下的“天风海涛”石刻，应当珍视，并妥善保护，为游客留下一片观赏书法与海天景象的空间。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叉仲砖，号晦庵。南宋时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代集理之大成者;也是宋以后一住重要的哲学家、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家。
                                                   关干道德修养的主张
    1、立志
    朱熹认为学者首先要立志，树立明确高尚的志向。他说:"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日: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思不进。只思立志不坚，只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已"。又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而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所谓立志，即是树立要做尧舜或圣贤的目标。"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但一般自暴自弃的人，多半不能树立做圣贤的明确高尚的目的。他说:"今之学者大概有二病:一以为古圣贤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则自谓做圣贤不得，不肯做功夫"。自暴的人不屑做圣贤，自弃的人不敢做圣贤，这两种人都不能立志，所以都不肯做佳养功夫。立志又要勇猛坚决，才会有进步。他说，"学者立志，须教勇猛，自当有进。。何谓勇猛坚决呢?就是如饥思食、渴思饮的态度。所以他又说，"立志要如饥渴立于饮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朱熹认为立志要明确高尚、勇猛坚决，这样就有坚强的信心，何患不进?
    2、主敬
    程颐曾说:"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认为主敬包含以下几个意思 。
    第一，所谓主敬，是培养严肃的或不放肆的道德态度。朱熹说:"敬是不放肆的意思"。所谓"不放肆"，即是严肃谨守记礼法的态度。所以他又说，"敬只是收敛来"，"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即是把放荡的心收敛起来，做一身的主宰，培养自我支配的能力。
    第二，所谓主敬，是培养谨慎小心的道德态度。他说:"敬只是一个畏字"。所谓"畏"，"如居烧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可畏"是警惕的态度。
    第三，所谓主敬，是培养精神专一或始终一贯的态度。他说:"主一只是专一"。"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谓"，"敬是始终一事"。
   朱熹是十分重视主敬的工夫的，认为这是培养严肃的、谨慎的、一贯的精神态度，贯穿在整个佳养过程的始终的，所以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有人间:"敬何以用工"?怎样做敬的工夫呢?他答道:"只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这是一句很扼要的话。
   所谓"内无妄思"，即是念念存天理而去人欲。所谓"外无妄动"，即是在容貌、服饰、态度、动作上都要整齐严肃，"坐如尸，立如斋，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重，口容止，气容肃，皆敬之目也"。"内无妄思"，是潜伏的内心精神生活的控制;"外无妄动"，是显著的外在身体动作的支配。只要能支配身体的动作，便能影响内心和生活;反之亦然。外无妄动，便自然内无妄思;内无妄思，便自然外无妄动。他把这叫做"内外夹持"。他的这种主张，是和他的中华民族主义世界观及人性论分不开的。他的主敬修
养，也吸取了佛教"入定"的因素。他反对不要名教的宗教，却把名教中含有的宗教的禁欲主义因素在禁锢人们的心灵上，这表现了他的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
    3、存养
    孟子讲过"养心莫善于寡欲"、"操者存舍者亡"的思想。朱熹继承了孟子的思想，他从"性即理"的思想出发，认为道德修养必须注意把无有不差的"心"存养起来，要收敛其身心，使精神常集中在这里，而勿便失忘。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不须枉费工夫，钻纸上语。待存养得此昭明洞达，自觉无许多窒碍，焦时方取文字来看，则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彻，遇事自然迎刃 而解，皆无许多病痛"。所谓"存心、养心"，是专指心而言。从另一面说，就是不要失忘此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但人的"心"中交杂着物欲和义理，因此朱熹认为"存养"就只要收敛此心，使它都安顿在义理上。"学者为学，未间其知与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想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所以，有时他把存养和穷理联系起来:"学者须是培养。今不作培养功夫，如何穷得理。
    4、古察
    朱熹认为，"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正当于平分界处理会"。因此，一方面对天理来说，人主张立志、主敬、存养;另一方面对人欲来说，他提出"省察"的工夫。他同意他的学生的看法:"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顷，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涵养对省察可以起推进作用，"至于涵养愈熟，则省察愈精矣"。
    "省"是反省，"察"是检察。所谓"省察"的工夫，就是要求学生对人欲之私意在"将发之际"和。己发之后"进行反省和检察。他说，"谓省察于将发之际者，谓谨立于念虑之始萌也。谓省察于已发之后者，谓审之于言动已见之后也。念虑之萌，固不可不谨;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
    朱熹的"省察"工夫，即"求放心"的工夫。他认为不良环境及一切物欲蒙蔽以至于使精神昏味，本然的善心丧亡，"道心"主宰、支配不了"人心"，"人心"却要主宰、支配"道心"。"省察"的工夫，即是随时清醒、谨慎从事，把违反天理的言行压抑掉，而且更要窒息这种思想在他们头脑中任何的萌芽。"省察"本心，揭去昏翳，使心中的"理"永远保持通明，这就是朱熹道德教育与修养的重要任务
(一)朱熹的读书法
    1.循序渐进
    所谓循序，是尊循教材的客观顺序与学生的主观能力去规定学习的课程或进度。所谓渐进，是不求速的意思。依朱熹的看法，读书"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则志定理明，而无踩易陵遢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趱着了，则看犹不看也。近方觉此病痛不是小事。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 。"
    2.熟读析思
    所谓熟读，就是要把书本背得烂熟。所谓精思，即是反复寻绎文义。依朱熹的看法，"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荀子说，诵数以贯之。见得古人诵书，亦记遍数。乃知横渠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 。遍数己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但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为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争这些子。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件，发明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通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非为已之学也。"
    3.虚心涵泳
    所谓虚心涵泳，即是客观的态度，还古书的本来面目，并不执着旧见，接受简明平正的解说，而不好高务奇、穿凿立异。依朱熹的看法，"庄子说，吾与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随他曲折去。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灰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便会。"
    4.切已体察
    所谓切已体察，即是读书时，使书中道理与自己经验或生活结合起来，并以书中道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依朱熹的看法， "入道之门，是将自个已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已为一。而今人，道在这里，自家在外，无不相干。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已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复，我实能克已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5.着紧用力
    所谓着紧用力，即是以刚毅勇猛的精神去读书，以坚持到底而不懈怠的精神去读书。依朱熹的看法，"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甚么精神，甚么筋骨！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缓。"
    6.居敬持志
    所谓居敬，即是收放心，严肃认真与精神专一的态度。所谓持志，即是树立一个具体目标、或根据一个特殊问题去书中搜集及整理有关资料。依朱熹的看法，"程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精要。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今学者说书，多是捻合来说，却不详密活熟。此病不是说书上病，乃是心上病。盖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须要养得虚明专静，便道理从里面流出方好。"
    (二)教学原则方法
    朱熹《中庸》上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当做教学过程，并认为"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在教学过程中，他提出了几项教学原则和方法 。
    1.自动和适时的启发
    朱熹很重视学习的自动性问题，他认为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是别人不能代替的。他说:"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不千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道不能安坐等其自至，只待别人理会，来放自家口里"。依他的看法，做学问主要靠自己主观努力，以积极的态度去掌握知识或寻求真理。
    既然这样，那么教师起什么作用呢?他说，"指引者，师之功也"，"师友之功，但能示于始，而正之于终尔"。他还说了自己的经验，"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终不能代替学生的作用。教师只是做一个"引路人”，在学生开始学习时给予引导指点;在一个阶段学习完结时，检查学生学习是否正确，是否有成效，给予适当的评价、证明和裁断;当学生遇到困难时，一同商量。在商量的过程中，教师要适时的启发。他在《论语》"不愤不启"一章注上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又说:"此五所谓时雨之化。譬如种植之物，人力随分己加。但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际，却欠了些小雨，忽然得这些小雨来，生意岂可御也"。不愤不悱，很难教导;待其愤悱，就豁然贯通了。
    朱熹认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是削弱教师的作用，也不是消极等待学生自发地出现主动性，而是靠教师积极主动启发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使无疑者有疑，便有疑者无疑，使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见解。
    2.勇猛奋发和温故时习
    所谓"勇猛奋发"，是指在学习开始时，动员全部精力，以勇猛奋发的精神去学习，应如兵士在开始战时，抱有进无退、有死无生的决心一样。他说，"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只说此事。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拨出心肝，与他去做，如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卷将去，如此方做得功夫。若半上半下，半沉半浮，济得甚事?"
    他又把学习比做炼丹、煎药、推车。开始用猛火炼丹，"方好微微火养教成就。""譬如煎药，先猛火煎，数百沸大滚，直涌坌出来，然后却可以慢火养之"。"如推车子，初推却用些力;车既行后，自家却赖他以生"。这就是说，开始学习时，应动员全部精力，以勇猛奋发的态度去做学问，才能克服客观的困难和主观的惰性。
    但朱熹以"猛火"之后，再用"微火养之"譬喻，并不等于说以后的学习可以松懈下来，所以他又提出了"温故时习"的原则。
    依朱熹的看法，"时习"是重要的。他说:"人而不学，则无以知其所当知之理，无以能其所当为之事。学而不习，则虽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涩危殆，而不能以自安。习而不时，虽日习之而其功夫间断，一暴十寒，终不足以成其习之功矣"。这就是说，如果不学习，就不能获得必需的知识技能;如果不随时复习或练习，就不能巩固其所获得的知 识技能;如果不随时复习或练习，就不能收到复习的功效。他又说:"学贯时习，须是心心念念在上，无一事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所谓"时习"，即随事、随时、随处都复习、练习其已获得的知识的过程，也就是不间断的 "温故"的过程。他说，"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他认为温故是知新的基础。 "温故"能便其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转化为技能，并应用无穷。他认为那种只知机械地重复旧闻而不能触类旁通的人，是不能当教师的。所以他说:"温故又要知，唯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为人师"。朱熹种既强调学习要勇猛奋发，又主张持之以恒;既重视时习温故，又不忽视探索新知的思想，对我们仍是有启发意义的。
    3.教人有序不可取等
    朱熹承了张载的思想，也提出"教人有序不可说等"的原则。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序，而不可说等。"又说:"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远者大者。"他很注意由近到远、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由已知到未知、由具体到抽象。他说:"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处，不知自低处不理会，终无至高处之理"。又说， "于显处平易处见得，则幽底自在里许。且于切近处加功"。还说:"据某看学问之道只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无深幽妙"。这就是说，学习必须从低处到高处，从平易处到幽微处，从眼前日用底到深深远幽妙底。低处、平易处、眼前日用底是基础。
    怎样循序渐进?朱嘉说:"学不可躐，不可草率，徒费心力，须依次序，如法理会，一经通熟，他书亦身着"。他又说:"读书须是遍布周满，某尝以为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下学是上达的基础，学问要做下学 的工夫，打了基础，才有上达的可能。他说，"圣贤教人，下学上达，循循有序，故从事间者，博而有要，约而不孤，无忘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学者类多反此，故其高者沦于空幻，卑者溺于闻见，伥伥然未知其将安所归宿也"。朱熹认为，不先从事于下学而妄想上达，就是躐等，便沦于空幻;专从事于下学而不想上达，虽未躐等，但沉溺于闻见。前者是"不循序而跟进"，后者是"虽循序而不进"，都是不好的，只会浪费精力而不能达到目的。他认为只有遵循由易而难、由近而远的阶段，且力学习，则自有进步。
    4、笃行
    朱熹继承了儒家关于笃行的思想，在教学上重视行的作用。他说，"徒明不行，则明无所有，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则行无所问，某行而已"。他的意思是说，知而不行，其知为空知，行而不知，其行为冥行。所以知行应该是并进的，不可偏重或偏废。如果从发生的时间上说，致知在先，力行在后;但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上说，致知为轻，力行为重。所以他说:"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行为重"。
    他还提出了"知行相须"的观点。他说:"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他以这种常见的事例，深刻地表述了知行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但如此，他还进而提出知识是靠实践来加以检验的思想，他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在他看来，知而不行，则体会不深;见之于行，则认识更明。他这种躬行践履对于句识还需检验的思想，是深刻的。
    5.博学与专精结合
    朱熹认为，为学应当从博学开始，进而使博学与专精结合起来。所谓博学是指什么呢?他说:"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已治人之方，皆所当学"。"为学修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他还说:"大而天地阴阳，细而昆虫草木，皆当理会。一物不理会，这时便缺此一物之理。"…须是开阔，方始拓展"。
    朱熹是重视博学的，他以盖房子为例，重视"阔开基，广开址厂以为博学就是打好宽厚坚实的基础。他还说过:"孟子日: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语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须是先博然后至约，如何便要先约得?人若先以简易存心，不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将来便入异端去"。没有广博的基础就难以专精，仅只有一般性广博的知识而不专精，那也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所以他强调治学"贯专而不贵博。盖惟专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则反苦于杂乱浅略无所得。。
    总起来说，朱熹教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己接触到了教学过程中教学原则的一些基本问题，学习的自动性、学与思、学与习、学与行、教与学、博与约等等;也涉及到教学的目的性、积极性、良好开端性、巩固性、量力性、实践性、广博性、专精性等等。他对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与理论，做了一番归纳、整理、总结、改造工夫，使之系统化了。其中很多是发人深思的见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遗产。

登临朱熹的高度  
  

   
文公山在婺源算不上大山，也不险峻巍峨，但数百年来它一直是座名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赋予文公山“仙气”的，是理学大师朱熹。 

文公山原名九老芙蓉山，山腰埋着朱熹四世祖朱惟甫之妻程氏豆蔻夫人。朱熹的祖上从一世祖到六世祖，墓葬都在婺源，而这座墓最受朱家子孙器重，因为它有许多神奇美丽的传说。 

南宋绍兴二十年 ( 公元 1150 年 ) 春， 21 岁的朱熹首次返抵婺源祭扫祖墓，亲手在高祖母的墓冢周围种下 24 棵杉树，既暗寓封建纲常的“二十四孝”，又按八卦方位排列，体现古徽州“葬先荫后”和“天人合一”的堪舆精髓。 

二十六年后的淳熙三年春，已是理学大家的朱熹再次返抵婺源，祭拜先祖，看到自己手植的杉树已长成高大蓊郁的杉林时，内心真是百感交集。当时的婺源县令对朱熹极为尊崇，曾派兵在岭上驻守，保护朱家祖墓及周围的一草一木，并在朱熹题写门额的积庆亭旁立禁碑一方，上刻“枯枝败叶，不得取动。”后人还把朱熹走过的徽饶古道叫做“文公岭”，把“九老芙蓉山”改名“文公山”。 

朱熹一生中只回过两次故乡，却在婺源的乡野留下许多遗迹和诗文；也有许多朱熹的奇异故事在婺源民间口耳相传，至今不衰。 

我从小就熟听朱文公的故事，文公山便成了我心目中的一方圣地。今年初夏，我终于邀上文友去叩访。 

宽阔的柏油路向密林深处伸展，目光所及的山野泛出团团新绿，一树树槐花竞相绽放。 

恍惚间就来到了文公山脚下。走过石桥，踏上荫泽亭，我俩在文公岭这条千年古驿道上拾级而行。由青石板组成的古驿道干净爽洁，路旁茂密的古树林参天而立，远处传来隐隐的林涛，夹杂着婉啭的鸟鸣，让我浮躁的心顿时变得澄澈、舒坦。 

前面就是著名的积庆亭，但已不是我想象中的模样；“流荫先灵，积庆后昆”的门额也在，同样不是朱熹题写的真迹。令我惊讶的倒是古驿道旁的鸳鸯林――那些我叫不上名的杂树，全是一个蔸上长出两根来，默默举证着植物界的忠贞爱情。 

走过忠孝门，就来到朱熹的祖坟前。那是一座普通的坟，平整的石块砌成一个不高的圆台。一位当地村民在细心地清扫墓前空地和甬道上的枯枝败叶，从头顶树梢间漏下来的阳光，在他身上印着斑驳的碎影。 

环绕在朱熹祖墓周围的，便是那名冠天下的江南古杉王群。当年朱熹手植的杉树，在历经 800 多年的风雨洗礼后，还留存下 16 棵。它们棵棵都异常高大粗壮，而墓上方和墓前侧的两棵竟高达 40 多米，胸径达 1 米 多，两个大男人根本无法合抱！这真是世间罕见的杉树，难怪要被称为古杉王，而 16 棵古杉王就组成了壮观的“江南古杉王群”，让每一位踏步此处的游客不禁为之惊愕和赞叹。 

看着这些杉树，我在感叹它们雄劲伟岸的同时，脑海中忽然闪过“盗墓贼”、“盗伐贼”之类令人惊悚和恶心的词汇，他们就像黑鹰盘旋在我们头顶。古墓也好，古木也好，都犹如一根细弱的绳索，一不小心在某个环节断碎了，就永远不可能链接和复原。而在婺源，这样的古木和古墓却都被保存得如此完好，历经千百年的风雨而留存，这需要多少代人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怎样的虔诚和坚守？ 

我无法揣度当年朱熹植杉的真正动机，也许只是一种意念，或者不过是率性而为，但 800 多年的岁月沧桑却证明他这一“随意”的举动，竟与他的著述和思想一样，进入了永生的状态。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都在追求“不朽”――把名字刻入石头，把自己做成雕像。但越是追求不朽，就越是速朽；倒是无意于不朽的人往往在不经意间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深邃思想，植根于老百姓心中，使自己的精神之树长青。这的确是一种二律背反的有趣现象。 

    离开文公山时，我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回望。那座幽美而深邃的理学名山，刻在了我记忆和灵魂的深处。我很庆幸我登临了朱熹的高度，虽然只是在地理上，也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