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7月15日，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打了一场奇特的官司，它的原告是清王朝，被告是《苏报》馆和章太炎、邹容等人。

这场官司的缘由是《苏报》的革命宣传。就在这一年，邹容的《革命军》风行海内外，《苏报》便连连发表文章宣传《革命军》，6月9日，章士钊发表《读〈革命军〉》一文，称之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同一天，在“新书介绍”栏还刊出《革命军》的广告，称“笔极犀利，语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6月10日，《苏报》又发表章太炎的《〈革命军〉序》，称之为“雷霆之声”、“义师先声”。

6月29日，《苏报》又刊出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赞美革命，直呼光绪之名：“载?小丑，未辨菽麦。”斯文一出，“上海市上，人人争购”。而这篇文章也成为“苏报案”的导火线。

同一天，在清政府的要求下，租界工部局发出对章太炎、邹容、陈范等人的拘票。陈范闻讯逃脱，并让儿子到爱国学社向章太炎示警，章说：“诸教员方整理学社未竟，不能去，坐待捕耳。”6月30日，等到巡捕来时，他自指其鼻：“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邹容本已藏匿在虹口一个外国传教士处，闻章太炎被捕，便于7月1日徒步到租界四马路巡捕房投案，自称：“我是邹容。”于是，邹也被收监。

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会审“苏报案”。开审后，原告律师古柏宣读《控告苏报条款》，控告《苏报》馆、章太炎、邹容等“大逆不道，煽惑乱■，谋为不轨”，并从1903年6月以来《苏报》发表的言论中罗织罪名。“载?小丑，未辨菽麦”成为重要的证据。章太炎说：“所指书中‘载?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苏报论说，与我无涉，是实。”并直言“不认野蛮政府”。邹容只承认“《革命军》一书乃我所作”，其他的什么也不说。庭审完毕，他们“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堙，（章太炎）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

7月21日午后，会审公廨第二次会审“苏报案”，原告律师以“另有交涉”为由要求改期，被告律师博易反对，他说：“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师无从知悉。以堂堂中国政府乃讼私人于属下之低级法庭，而受裁判乎？”原告律师无言以答。

原告律师所谓的“另有交涉”是指清政府一直要求租界当局引渡邹容和章太炎。7月31日，记者沈荩因为披露中俄秘约的消息，在北京被活活杖毙。经天津《大公报》等报道，举世震惊，在舆论的压力下，租界当局拒绝引渡章、邹。

1903年12月3日，会审公廨成立了“额外公堂”，由租界方面与上海县令会同审理“苏报案”。12月7日，代表清廷参加会审的上海县令汪瑶庭拟定的判决为：章、邹“永远监禁”，但受到英副领事的抵触。12月24日，汪瑶庭不顾租界工部局，在会审公廨“额外公堂”宣布：章太炎、邹容“故意污蔑今上，排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应予“永远监禁”。公使团对此持有异议，这个判决未能生效。双方僵持了两三个月。

5月21日，会审公廨“额外公堂”终于作出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苏报案”到此结束。

“苏报案”令清政府颜面扫地，正如孙中山后来这样评论：“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