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
一
古代中国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为了专制政治而牺牲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历史。
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人格是为统治者服务，其使用价值就是吹鼓手。此即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报得君王知遇恩”，“文以载道”，“文应时而作”，“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致君尧舜上”之意。而且，中国的统治者从来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仅看作自己的门下食客、乞讨者一般；如汉高祖刘邦“轻士善骂”，看不起读书人，经常戏虐学士，甚至往士之帽中撒尿，其流氓本性可见一斑；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一流氓皇帝，他大肆诛杀学者士子，各地“府学”少有存活的。
尽管知识分子这样受尽凌辱，现在还有人说中国古代是“士人政府”，士人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充斥衙门。其实，士人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工具而已，不但没有独立的人格，还随时可能被廷杖、诛杀。这样的士人政府，莫若称之“奴才政府”、“猪狗政府”。
在当代，“反右”、“■■”时，一些知识分子也是受到百般侮辱，肉体和精神被蹂躏，人格丧尽。直到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还心有余悸，宁左勿右，甘于做花瓶学者，歌功颂德，忘却了知识分子的批评时弊、匡扶国危、疾呼民意的道德和责任。
旧中国是奴才之国、草民之国。除了皇帝、最高统治者，古代中国人都没有人权、人格可言，官僚往往为了取悦上级而丧尽尊严，知识分子往往为五斗米而折腰，老百姓往往被当作草芥、猪狗一般。
林彪的言行很值得我们中国人研究、玩味。林彪在很大程度上本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其旗下干将多在■■初期受迫害，与“四人帮”水火不容，林彪也与江青常常势不两立。林彪、陈伯达为“九大”起草政治报告，主张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可是毛泽东否定了他们的报告，决定改由张春桥、姚文元等起草，林彪为此而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但是，林彪却是以“捧杀”的方式来对付毛泽东，他把毛泽东捧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希望这样做，自己能成为钦定的接班人，登上权力的最高峰，然后把毛泽东加以否定。殊不知这样自己会成为众矢之的，身败名裂。林彪的捧杀实在是中国人阴谋诡计的大表演。
旧中国的政治只限于宫廷阴谋，官场厚黑，或机谋暗算，或血流漂杵。一部分中国人的人性阴暗到了极点。
古人尚有人能“世俗皆走圆，一生犹学方”，如庄周不做楚相、“独往独来”，竹林七贤愤世嫉俗、不媚权贵，八大山人冷眼向天、孤傲不群，李贽鄙视圣人、阐发童心，扬州八怪独立特行、清高傲岸。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大师们的灵魂。遇罗克说：“乾坤特重头特轻”。陈独秀说：“自古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照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庄周、八大山人、李贽、陈寅恪、遇罗克、陈独秀是被捆绑的普罗米修斯，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大门的洞开正是这些英雄们无数次撞击的结果。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们有一种恐惧
怕被拒绝怕被社会排斥的心理，所以人们只好与世浮沉，道德沦丧，口是心非，逐渐地习惯于谎言中的生活。可见，极权主义社会是个荒谬的世界。
而自由既是制度，也是生活，既是理想，也是现实可行的，它并不虚无缥缈，而是科学的，简单的，有利于人民的，程序化的政治。它以市场经济、民有财产制度为基础；它唤醒人的个性与良知，唤醒说真话的意识，唤醒真实的人性；它要求成熟的公民意识，健康的公民社会，每个人负担起公民的责任；它将政治作为保护人的途径，作为人们求得美好生活的途径；它要求不再用真理解释罪恶，不再以仁义道德、忠孝礼义作为政治的出发点。
二
好人的定义是认认真真生活在谎言和虚伪里；坏人的定义是异想天开堂堂正正地按理性常识做事；真理的定义是权力的奴仆加无所顾忌的谎言，错误的定义是不为权力服务的理性加真话。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旧）中国是草莽英雄的天下，士只能成为幕僚、军师，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不独立、无个性、依附性、软弱性的弱点。
但是在现代社会，没有知识分子的先导作用，没有知识阶层对时政的批评、对改革的摇旗呐喊、对理性常识（■■法治、市场经济、现代文明）的宣传，中国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市场经济、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乡村■■、企业■■、司法改革、与国际接轨等等，都是先经学者的无数次呼吁论证，后被政府采纳上升为统治者的意志的。
现代制度与旧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
现代政治必须尊重人性，而旧中国的政治是非人性的；现代政治是现实主义政治，承认人们合理的利益和欲望，而旧中国的政治是乌托邦政治，抑制人性，献身天堂，结果天堂的理想成了通向地狱的桥梁；现代政治是公仆政治，人民是纳税人，官员是公仆，是被人民养活者，理所当然接受人民的监督，而旧中国的政治是明君政治，明君恩赐臣民，臣民必须忠于明君；现代政治是法治政治，而旧中国的政治是人格政治；现代政治是程序政治，按照“游戏规则”玩政治，而旧中国的政治是无程序政治，不讲规则，唯以实力、阴谋、斗争取胜。
中国是平庸之国，尚中庸，否定个性；能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无才无德之人往往平步青云，而有棱有角、个性突出、不安本分、积极进取、有创新能力、尽管德才兼备但被评论为“易出乱子”的人往往命运多舛，此即中国特有的用人择劣制度。
（旧）中国的行政还是“屁股指挥脑袋”的行政，官员们为保住官位而曲意事奉，为坐成椅子上的“佛”而情愿成为世间的“鬼”，鬼话鬼事皆做。对于一些刚刚踏上社会的青年，前辈们总是谆谆教导他如何“适应社会”，磨却锐气，抛掉赤子之心，尽快变得“成熟”起来。这样，一个平庸的社会进化了几千年仍然没有多少进步。
（旧）中国还是愚昧之国，人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无知。因为无知，所以天不怕，地不怕；因为无知，所以安分守己，听任权力的摆布；因为无知，不知道苦难的真相，所以重复灾难；因为无知，把地狱当作天堂，所以要去解放全人类。可见，无知是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和走狗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
中国人相信人性善，所以恶肆虐；相信圣人，所以小人得志；相信明君，所以愚氓遍地。
古代中国人天天生活在愚人节里。捷报频传，莺歌燕舞，报喜不报忧，一派太平盛世景象。
秦二世胡亥接到陈胜吴广等起兵的消息，宁可信其无，不肯信其有，不承认有“反叛”的事实，并将言及反叛的官吏一律下狱治罪，这样，就没人再提及“造反”之事了。胡亥则掩耳盗铃，深居简出，直到葬身起义军的洪流之中。
据说花剌子模的皇帝也与胡亥类似，只愿听信使报喜讯，不愿听凶事，凡报喜讯的一律有赏或提升，凡报凶事的一律受罚甚至丢脑袋。这样，皇帝只能听到喜讯了，他以为这一下子国家真的太平了。真是愚蠢之极。
秦二世与花剌子模皇帝的教训，一些人至今没有吸取。
要让古代残忍的专制统治者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无疑是与虎谋皮。于是，人民不得不以暴抗暴，挺而走险，建立一个暂时性的仁政政府，尽管这种仁政是因人而废、持续不长的，终究会转变成为暴政，但人民也无可奈何。
有人说，中国有顺民，有暴民，但没有公民。的确，不合理的制度要求有顺民，服服贴贴，逆来顺受，同时又造就了暴民，打打杀杀，啸聚山头。尽管后者也有其正义性，但毕竟不具有现代公民的内涵。
公民是享有人权的主体，是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新人，是有权利有责任的个体，是社会的主人、纳税人，是政府、政治的目的和基础之所在，是■■法治的归依点。
三
中国人有一种扭曲的暴虐的人性，并由此产生古代暴虐的体制。有些人视暴虐、杀戮、战争、敲诈、掠夺、欺压为理所当然，只恨自己不能成为“人上人”，不能去欺压别人；所以人们说，中国人是冷血动物，面对着残暴、杀戮、死亡，我们竟能做赏心悦目的看客。几千年来直到近代以前，中国的王朝更替不断，造反不断，农民起义不断，结果杀来杀去，体制却没有大的改变，社会并没有大的进步，甚至常常发生大的倒退。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人并没有觉悟，却想方设法将杀戮的体制合法化，将恐怖统治制度化，正象谚语所说：魔鬼总有办法使恶行变得崇高。
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只有对权力的无休止的渴望。
中国的智慧是遗忘的智慧。灾难刚刚过去，古代中国人又把希望寄托于曾经造成灾难的皇帝、制度。
古代中国人对权力不受制约的“无限政府”与暴虐的“明君”、谎言的政治有无限的宽容与耐心。
把所有的伤痛都藏在我身上，把所有的生命都归还给世界。
杨杏佛说：“为争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商鞅与苏格拉底是东西方的代表人物，前者主张臣民政治，后者主张公民政治；臣民需要愚昧，需要服从，所以，商鞅说“民不贵学问”。中国文化就推崇无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说：“绝圣弃知”，“常使民无知无欲”；庄子说：“天下大乱，罪在乎好知”，“任知，则民相盗”；韩非子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而苏格拉底的公民政治是知识的政治、维护人权的政治、■■法治的政治；苏氏对■■的批判恰恰是为了改善■■，其对法治的维护正是公民精神的体现。苏格拉底被■■政治判处死刑说明，■■也会犯可怕的错误，但它可以得到纠正，逐渐臻于完善。
古代中国人只期待仁慈的明君清官领袖的出现而不关心构建捍卫其权利的制度。我们是父道主义，官员是民之父母，为民作主，政府有“教民”的责任；我们的祖先们容忍专制主义，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为何物，情愿受虐。
古代的独裁者们总是喜欢勾勒出最诱人的理想蓝图，借助漂亮的口号推行专制，让臣民们为之献身。
梁启超最早提出“思想解放”：“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