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截的狂欢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这也是我们讨论当代文化时首先遇到的语境障碍。一方面从生活时尚和各种新生阶层角度看，它可以说是天翻地覆面目全非，甚至可以像古人那样感慨“曾几何时面目已不可复识矣”；另一方面从深层结构和“沉默的大多数”立场看，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对于过于丰富复杂的生活本身来说，实际上任何东西都是“一言难尽”，也是不可能以一种宏大叙事来概括出本质的。对于这种逻辑上自相缠绕的二律背反问题，最明智的作法就是把它们区别开。也就是说，“自其变者而观之”，90年代当然可以说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巨变；但同时还必须补充的是，它的范围仅仅局限在迎合了西方主流文明的都市文化，以及迎合了西方主流文化叙事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这个狭小阶层。而对于基本上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成果的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对西方文化叙事持不同意见的中国非主流话语来说，那不可胜数的都市时尚生活和主流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时尚学术，不过是一种不真实的过眼云烟和无聊的话语游戏而已。因为“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这些上层社会的一切变化对他们都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当然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两者之间做出一个是非了断，但为了维护双方的利益就必须捍卫两者各自的独立存在。结合国情，我觉得这里尤其要反对的是，那种把仅仅属于“变者”的语境非法扩展为中国文化叙事的后现代话语阴谋。在弄清了当代文化语境的问题后，90年代的中国文化变化，就可以把它命名为“上半截的狂欢”。

　　 这里所谓的“上半截的狂欢”，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意思。在实践的层面上，它是指“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物，首先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成果，也就是首先进入消费文明时代成为“地球村”的快乐居民。由于他们只是中国民族中的“上等人”，因此无论他们怎样“狂欢”，实际上都与广大的人民群众这种下层基础无关。它的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收获则是在抽象思维这个话语领域中。由于中国基础本身的薄弱和落后，因而它仅仅是一种缺乏物质基础和体制保证的抽象革命。又由于人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这种抽象方式获得在现实世界中真实的生长，所以9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在灰暗大脑中辛勤耕耘的就只能一种“不结果的花”。其实不仅知识分子，大多数没有物质基础与体制保证的中国人，都是以“看图识字”（即通过电视媒介）的方式来抽象介入消费文明和后现代生活的。在不区分或分不清“概念”与“存在”的文化语境中，当然可以说“语言就是世界”或者说“想什么就有什么”，而一旦把这个宏大叙事区分为上下两半截，即以抽象概念为本质的上半截和以感性欲望为基础的下半截，我们就会发现，90年代的中国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上半截的狂欢”。而上半截的狂欢之所以能够在10年之间迅速蔓延，主要是因为“知易行难”的缘故。具体说来，下半截的狂欢需要的是现代性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需要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而上半截的狂欢仅仅需要一些新概念新术语就足够了，然而为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所不明白的是，他们所操持的抽象工具本质上只是一些“银样蜡枪头”，因而也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一刀一枪“封妻荫子”的。

　　 按照马克思先有经济基础才能有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一种健康的文化或者一种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首先具备它的物质基础。而缺乏这个基础一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有那也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上半截的狂欢”。90年代的中国文化，尤其是作为其主流的后现代文化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怪胎。尽管和许多第三世界的民族一样，由于物质生活基础的匮乏，使得当代人“下半截”的真实满足十分不易，但这种贫困的现实本身并不是最大的不幸，一旦它用上半截抽象的非真实的满足完全取代了下半截的现实过程，那么一场真正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正如俗话说“墙上的画马不能骑，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这些概念、形象本身也是不可能喂饱感性生命的真实饥饿。这其中的关系就像一个连环套，上半截的抽象“储蓄”增多，必然再生产出整个社会对“下半截”巨大的现实需要；这种激增的现实需要也必然使原本就相对不足的物质基础显得更加脆弱，它的结果自然也就是引发新一轮更残酷的生存竞争。另一方面，那些在现实中四处碰壁而且必然要碰壁的“抽象”欲望，虽然可以借助后现代这把理论的“切玉刀”及其世俗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介来获得一种视觉上的满足，但由于这些文化幻像本身仍然是抽象的技术产物，所以这种后现代的晚餐，同样不可能解决“眼中饱”与“肚中饥”这个上半截与下半截的基本矛盾。虽然打开屏幕春光无限，然而由于万紫千红仍不过是一种抽象的“下半截”，其结果只会变本加厉地刺激各种非分而下流的文化心理的再生产，而它最终循环的结果必然是把所有灾难降临到文化市场上。在一本研究当代审美文化著作的标题中，可以摘要出“泡沫文化”、“游戏心态”、“消解深度”、“文化的荒诞感”、“非个性化”、“虚无”、“浮躁”、“焦虑”、“声音的喧嚣”、“自恋”、“反形式”、“性文学”、“匪文学”、“爱欲的私语”、“媚俗”、“支离破碎的形象”、“金钱本位”、“性的骚动”、“与毒共舞”、“商与狂”这样一些关键词，从这个简单的“菜单”就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文化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在对90年代的中国文化变革进行解释时，一个最普遍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把它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联系起来，其结论是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中国当代文化在其资本积累期不可避免的苦难历程。于是以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借口，也就使当代社会中无数的痛苦、悲剧甚至是龌龊、肮脏都得到了合理化的解释，这同时也当然就为各种肇事者和旁观者开脱了责任和罪责。这是一种人们已经见惯不惊的宿命论解释，然而正是在其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懒惰和普遍的不称职。其实，无论中国的现代化或者后现代化，这个进程本身都不是马克思讲的那种“自然历史过程”。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经济资本扩张的产物，那么也可以说中国的后现代化则是西方文化资本制造的幻像。它们都是一种技术的产物，是在西方主流文明的现实驱动和文化影响下发生的社会过程。因而它是否真的像自然历史过程那样不可避免，也就十分可疑。这时必须追问我们对这个人为的技术的过程是否干涉了。事实正好相反，无论是世纪初的西方现代文化，还是世纪末的西方后现代文化，实际上都是中国精英们在缺乏物质基础前提下的“上半截”的产物。而它的结果除了制造了大量的抽象话语和空洞的乌托邦之外，对于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当然许多人根本不会同意我这样评价，他们还会从教科书或者“历史”中找出大量例证来反驳。然而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所有按照主流语法陈述的“历史事实”，就像一个犯人不能用他的同谋来证明自己一样，他们在逻辑上就是无效的。这个话题太大，可容以后再专题讨论。

　　 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如果这种上半截的狂欢只是一种与现实无关的审美游戏，当然就没有必要予以深究。问题在于，这种带有游戏性质的话语活动，对于理性素质极其低微、实用主义极其猖獗，一贯崇拜文字并且总是“以笔做刀枪”的中国知识精英来说，它往往就会成为鼓动人们从事政治变革和加速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观念。这就会把整个民族的物力人力，孤注一掷地投入到对各种幻像的狂热追逐中，其结果自然是灾难性的。这都是他们混淆了上半截与下半截，区分不清“概念的一百元”与“口袋中一百元”的结果。在这个角度看，90年代的中国后现代文化，与他们口诛笔伐的中国现代文化，在文化叙事上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也可以说，中国当代的后现代主义者与中国的现代主义者一样，他们同样不能区分“语言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是因为“世界”在上半截的概念中本身就是同一的。如果说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是可以谅解的，那么对于后现代主义者这绝对是无法宽容的。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精华就在于，不要把语言当真，或者更通俗地说，不要别人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因为一切不过是说说而已的语言游戏。而只有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才会把这种游戏“玩”得这么认真和令人心跳，以为它真可以达到什么消解或者否定的现实目的。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以说明真正的后现代与我们有多远。我曾说这是一个策划的时代，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文化本身越来越成为技术的产物。这也就是各种文学吵作越来越普遍的根源。然而在这些商业性质的策划和吵作中，我觉得最令人愤恨的倒不是那些吵作者本人，他们本来就是怀着各种实用主义目的。而对于这些吵作者最理性的斗争方式，就应当是对这种非学术、非文化的东西置之不理。然而对于那些不明白此道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偏偏要同这些类似儿童的过家家过不去，从学理高度、从道德高度、从审美高度同其争得面红耳赤斯文扫地。而这种做法恰恰在客观上成为吵作者的手段，从而使各种热潮在90年代层出不穷。这些跟着起哄者尤其令人“哀其不幸”的是，他们本来都受到一定的专业训练和理性熏陶，甚至熟知古人讲的“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按理说不应该看不透其中的真伪，但却总是听风就是雨而且每每闻风而动。说到底这主要还是根基不扎实，容易冲动，给个棒槌就当真，总以为说什么就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里我很自然地想到三国的司马懿。尽管诸葛亮在中国主流叙事中完美无缺，但两个人在五丈原附近的斗法中，面对诸葛亮的机关算尽和百般折辱，司马懿却不为所动，表现出超人的定性和惊人的智慧，并因此使前者出师未捷身先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如果我们真能把各种说法看作只是一种话语游戏，采取“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的态度，那么在中国文明结构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一定会产生一种更为和谐和良性互动的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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