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需要理论、材料，尤其需要见识，这是不言自明的。同时，治学同叙事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从史学上看，“善叙事”，往往都是同“良史之才”联系在一起的。班固等评价司马迁，称司马迁是“良史之才”，就包含了称赞他的“善序事理”。《后汉书》作者范晔指出：后人称司马迁、班固二人有“良史之才”，在于“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也是落脚在他们善于叙事上。陈寿作《三国志》，时人评论他说：“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上述“前四史”的作者，或以“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评价前人，或得到后人同样的评价，绝非偶然，其中既包含了人们的共识，也反映了治史道路上的一条客观规律，即优秀的史家都讲究“叙事”。
那么，对“叙事”之“善”应如何理解呢？班固等人评论司马迁时，说他“辨而不华，质而不提”；范晔评论司马迁、班固，如上所述，是“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可见，尽管都是善于“叙事”，但也还是各有特色的。这是“前四史”得以在千百年的流传中，始终受到后人赞颂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史通·叙事》篇中明确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他说的“以叙事为先”，是关于“叙事”之审美的总的要求。这就是“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从这个总的审美要求中，不难看出它同班固等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有思想上的继承和发展。刘知幾说的“以叙事为工”云云，是关于“叙事”之审美的具体要求。其一，是尚简，即“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具体说来，就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其二，是用晦，即“略小存大，举重若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刘知幾还对“显”与“晦”作了如下对比：“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这是表明倾向于用晦的根据。其三，是区分“文章”与“简册”的界限。刘知幾认为，“假托古词”、“润色之滥”，用于“文章”固然不可，用于“简册”，则尤为荒谬。不论文章、简册，都能使读者借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具有时代特色。刘知幾最后总结道：“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要使之“为务”，同样“必藉于文”。
由古人之评论，看今人之学术，讲究“叙事”应当受到重视。“质而不俚”或“质而非野”，尤其应当提倡。为此，对于“俗”与“外”，都要抱有正确的态度。所谓“俗”，是语言的通俗，而非庸俗、媚俗。所谓“外”，是重视外语、外文，而非偏于外语、外文；学习外国语言、文字是非常必要的，而学好本国语言、文字则是更为重要的。因此，“善叙事”，不独是“良史之才”的标准，亦当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