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经过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一共修改了28处，其中有一处是在对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问题的程度判断中，将“一些■■现象还比较突出”一句中的“一些”二字删掉了。“一些”被删，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能说明的问题却很多。过去，凡是在对包括■■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的描述上，不管是领导的报告、理论家的文章，还是文学家的纪实报道，总会有诸如“一些”、“个别地区”、“个别领导”、“极少数”、“时有发生”等“数量限制词”的出现。为什么？写文章的人有两个“惟恐”：一是惟恐自己文章对他人产生“误区”：将局部当成整体，这个“政治错误”可不能犯；二是惟恐自己的文章被他人“理解错误”：对形势看不清，将支流代替了主流。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多说几句亦无妨，因而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强调”，成了公认的套话、官话。而本次《政府工作报告》的修改，无疑反映了打破上述思维定式的努力。
　　它还说明，我们的社会更加实事求是了。想一想，当一个社会问题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点，甚至成为社会的顽症之后，难道我们还要言不由衷地说“一些”、“个别”、“极少数”吗？正如■■■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尤其是侵蚀到我们的■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老百姓对此也是义愤填膺，若再停留于“一些”的判断上，又有多少人能够信服？
　　厉以宁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为《监督法》出台作准备—《中国商报》
　　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日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为《监督法》出台做准备。他说，我曾在一个地方听过一个经验介绍会，会上有人讲，我们这个企业之所以决策这么快、效率这么高，就是因为几把手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董事长、■委书记兼总经理，都是一个人。我听一半就走了。这不是什么好经验。制衡即使降低了办事效率，也是为避免更大的损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监督、没有制衡，很可能一下子就造成极大的损失。因此，制衡实际是保证效率而不是降低效率。

　　中国民间重新生产信用需要50年——《文汇报》
　　社会学家、《信任论》一书的作者郑也夫日前指出，人类社会的信任包括人格信任、货币信任和专家信任三个系统。人格信任是建立在熟人基础上的，货币信任就有很大不同了，被信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码子、代码。熟人的范围太小，不靠代码是不可能扩大交往范围的。专家信任是信任科学、信任文凭、信任专家评价三者的结合。专家系统如果也■■了，发劣质文凭、劣质职称，这社会就真是全面堕落和■■了。他指出，信任的生长是缓慢的，其生长周期的最小单位是“代”。乐观地看，两代也就是50年以后，中国社会有可能从自己的民间重新生产出信任。悲观地看，我们将靠着从国际接轨中移植的规则来抑制假冒和欺诈。他认为，现实信任的培养要凭借三个手段。一是产权。中国的圣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中国有句俗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二是建立新型的社会档案记录，要有一个记录一直追着你。三是将更多的人纳入长线的社会目标，应该做好记录，秋后算帐。

　　现在的省级政府像个大企业——《经济观察报》
　　现在的中国省级政府面临着全球竞争和统一市场的压力，同时它又是中央政策的传导和过渡地带，它现有的职能定位决定它对区域利益有更多的要求。我们担心，如果它们因为缺乏利益驱动而对改革失去情激动和动力，势必对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文章说，现在的省级政府依然像一个超大型的企业，它的职能与定位没有根本改变，它有强烈的参与市场竞争的本能与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改革的功效是有限的。全球化经济要求的政府改革，并不是机构的删减，而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文章引述吴敬琏的话说，他经历过三次大的政府体制改革，改革之初，把问题提得很高，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可是最后往往只落脚到机构的裁并和人员的精简上。由于没有解决政府职能定位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机构与人员就会重新膨胀，改革又回到出发的地方。最近的这一次政府体制改革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上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定位究竟是什么，那么改革就不会成功。文章指出，省级政府的改革没有进步，但省级政府改变不了自己。职能定位不变，它们就会责无旁贷地配置各种资源，就会对WTO规则熟视无睹，进而成为上下阻隔，影响大局。于是，似乎有必要重新回过头来，审视一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

　　靠国企解决就业是个“死结”——《光明日报》
　　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我国每年下岗职工达到500万甚至1000万人，政府也用了各种方法，如“三条保障线”等，希望能够维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但是要根本解决问题，还得想办法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岗位。他指出，如果把眼界局限于国有经济的范围内，下岗职工分流问题将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从过去几年的经验看，出路在于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中小企业。1998年4月在国务院领导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民营企业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分流的主渠道。他指出，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工业化过程的核心就是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转到近代的工商业、非农产业中就业。这样的剩余劳动力有多少呢？人们有不同的估计，中位估计是1.5亿。城市有下岗职工，国家的财力还是有能力在一段时间里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的，问题是我们还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到城镇中来就业，为他们创造工作岗位，就成为政府必须肩负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仍是惟有依靠民间力量，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才有可能完成这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和关系国本的艰巨任务。事实上，从浙江、苏南和珠江三角洲一些中小企业得到迅猛发展的地区的情况可以看到，当那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转入了城镇非农产业，不但本地农村富了起来，还因为吸纳了大量外地劳动力，为他们提供大量货币收入而使其他地区农村的富裕程度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