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因得罪了朝中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他想到朝纲■■，？臣弄权，自己空有其志，难以报国，内心好生忧闷，因此，常常登上庐山，游山观景，吟诗作文，消愁解闷。
有一次，白居易来到山北的香炉峰下，被这儿的灵山秀水深深吸引，决意终老在此。当时，山侧有一位姓郑的寡妇，在这儿开了一块荒地。白居易就用在长安替人写匾时得来的三匹锦绢，把这块荒地买了下来，建了一座“草堂”，过起了隐居生活。
白居易在这诗情画意般的美妙境界里，免去了许多烦恼，忘却了许多忧愁，倒也悠闲舒适。
一日，白居易在溪畔游览，遇见了郑寡妇。郑寡妇见他游兴甚浓，就笑着对他说:
“白居士，庐山的景致，不仅是这儿美，那西边山顶上有座晋代建筑的大林寺，寺前还有个桃花林，那儿的风景才更迷人哩。”
此时正值初夏，春天早已过去，白居易心想，山下该是桃花早谢，梨花落尽了，便惋惜地说:
“有这般好去处，你为何不早说呢?”
郑寡妇久居庐山，对山上的景物十分了解，说:
“山上季节来得晚，这时候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哩。”
白居易一听，好不高兴，说:
“啊!既然如此，那我可得去一饱眼福了!”
第二天，白居易邀了东林寺的慧恩和尚等，一路寻幽访胜，往大林寺而去。
白居易上了西山，来到了大林古寺，这儿与山下相比，确是另有一番天地。但见清风习习，翠柳丝丝，寺前寺后，桃红梨白，点缀在青枝绿叶之中，真似一幅美丽的画卷。白居易不禁赞叹说:
“此时已是孟夏，想不到山上却象是二月天，桃花、梨花才开，百草萌发，实在令人神往啊!”
大林寺的方丈盛情接待了白居易和慧恩和尚，亲自备了泉水、香茗，在清静的林荫之中，摆出桌椅，为他们洗尘。白居易实在是走得累了，他靠在躺椅上，不知不觉竟睡着了。
朦胧中，白居易好象独个儿走到了一座桃花林里。这儿桃花红似火，桃树密如网，无门可入，无路可行。白居易正在踟蹰间，忽见桃花林里人影绰约，一位身穿粉衣素裙，长得十分美貌的少女，拨开花枝，飘飘然来到面前，向他施了一礼，笑吟吟地说:
“我乃桃花公主!知白居士来游桃林，欲进无门，特来为君引路。”
白居易一听大喜，还了一礼说:
“桃花公主有此美意，白某万分感激!”
桃花公主轻拂双袖，只见桃花林中当即闪出一条小径。白居易随着桃花公主进了桃林，真是满园桃花满园春，彩蝶纷飞，蜜蜂嗡嗡，桃花瓣随风飘洒，落在白居易身上，发出阵阵奇香。白居易高兴极了，踏着回廊百转、似断又续的通幽曲径，走了一程又一程，似乎总是走不到尽头。真是春深似海啊!白居易连声赞叹说:
“好景，好景呀!”
坐在一旁的慧恩和尚连忙把他推醒，原来是南柯一梦。白居易把梦中所见说了一遍。大林寺方丈连忙说:
“此去不远，确有一片桃林。白居士如有雅兴，贫僧领你前去观赏一番如何?”
白居易自然高兴。于是一行人便来到了桃林，果然是花开数里，艳似红云，路曲林深，蜂蝶争飞，与梦中所见一模一样。白居易十分惊讶，说:
“真奇事啊!”
白居易雅兴极浓，当即找来纸笔，题了“花径”两个字。
在回去的路上，白居易想起时值四月，山下桃花、梨花早谢，而山上却是花团锦簇，别有一番风光。他诗兴大发，当即吟道: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白居易所题“花径”二字，被后人刻在石上，置于花径的“景白亭”中；他所写的《大林寺桃花》诗，也早已脍炙人口，成为千古绝唱。人们为了纪念白居士游花径，还在花径的石门两侧，刻了一幅对联:
花开山寺，
咏留诗人。
一首诗，造就了一处名胜。白司马花径，正是因白居易吟唱的《大林寺桃花》而声名赫赫。司马在唐代职官中，是官阶不高的一个职位，相当于现代市级武装部军械库的管理员。白司马花径，以“司马”这样一个低微的官职名称为一个名胜定名，这在中国的名胜中实属罕见。特别是用一个不高的职位名称与中国诗坛巨匠白居易交叠在一起，为一个名胜冠名，可称绝无仅有。这“绝无仅有”却清晰地展露出花径与白居易的文人情结。
翻开《白居易生活系年》，不难发现历史与白居易发生过一场小小的误会。正是这个误会，为纷繁世界又营造了一处传之千古的名胜。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在京城长安，宰相武元衡上朝时，被盗贼暗中刺死。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44岁的白居易，闻此凶讯，义愤填膺，第一个上疏给朝廷，缉捕凶犯，以雪国耻。谁知奏折一上，群臣哗然，指责白居易“浮华无行”、“越职言事”。甚至说他母亲因看花坠井而亡后，他还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奏贬为江州（今九江）刺史。皇上准奏，将白居易谪江州刺史。正在这时，一个叫王涯的大臣上疏，言白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于是皇上又追诏授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是年八月初，白居易率全家抵达江州。他对遭受这次意外打击困惑不解。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为朝廷，怎么反遭贬谪？即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他愤懑，他惆怅，苦于找不到一个慷慨陈词的目标，长叹自己的“春”已去，难以追寻。他在江州居所写《谪屈》，道出了他的无奈：“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适时弃置从不才，未老衰羸为何事？火烧寒涧松为烬，霜降春林花委地。遭时荣悴一时间，岂是昭昭上天意！”
对白居易来说，失“春”是无奈和郁愤，但对“春”又充满了留恋、惆怅和渴慕。他在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三月三十日写的《送春归》，颇耐人寻味：“送春归，三月尽日日暮时，去年杏园花飞御园绿，何处送春曲江曲。今年杜鹃花落子规啼，送春何处西江西。帝城送春犹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怅？送春人，冗员无替五年罢，应须准拟再送浔阳春。五年炎凉凡十变，不知此身健不健？好去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还相见。四十六时三月尽，送春争得不殷勤。”由此可以看出，白居易是一个地地道道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又是一个社会改革实践中的失败者；他是一个壮怀激烈的奇男子，又是一个愚忠循礼的士大夫；他是一个饮誉天下的饱学之士，又是一个疏于权谋的政治稚童。在遭到皇上惩处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了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这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了，必须迅速地寻找一种精神寄托，来超脱自己。于是他迫不急待地“觅春”，甚至，将樱桃树移植到自己的居室前，使它给自己带来不走的春天，以解除那种难奈的孤独。他在《移山樱桃》诗中，苦诉了这种遭遇：“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左属右刂）山樱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
移植山樱桃，没有给他带来春天的气息，又一次使他感到“觅春”的失败。这种“失败”使他感悟到，必须洗去人生的喧闹，走出市井，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去寻觅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广平宋郁、安定梁必复、范阳张特，以及东林寺沙门法演、智满、道深、道建、神照等17人，登山游大林寺，为自己消除心中块垒，也为“白司马花径”选定了一个历史性的“经纬”。
大林寺坐落在庐山东北的大林峰上，正如白居易在《游大林寺序》中说的那样：“大林穷远，人迹罕至。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东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是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避怳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大林寺在1961年兴建如琴湖时被毁。所幸的是，当年白居易循径咏桃花的地方，没有沉人湖中，至今仍能唤起人们那种深沉而悠远的思念。
“白司马花径”当时是大林寺南的一个小山岗，朝西的山谷中种有数百株桃树。当年白居易一行来到这里时，正值桃花刚刚怒放、艳若灼灼朝阳，暗香浮动，醉人心扉。顿使白居易神清意惬，得意非常，似乎他梦寐以求的“春”，竟在这里邂逅相逢，大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感慨。他立即进入了这诗一般的境界，琅琅吟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可以这样说，白居易此时吟的诗，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诗情的勃动，有如天空中飘动的云彩、身旁和熙的春风、长江滚滚的波浪，拨动着众人的心灵，使他们久久地沉浸和陶醉在美妙诗情的意境中。凝神良久，众人一致提议勒石为记。白居易欣然命笔，在桃林中的卧石上题写了“花径”二字，命人刻制。这组题刻在1100余年后，被挖掘出来。这一发现立即引起当时汉阳的学者李拙翁的关注，立即出资动工新建“花径”亭，将这刻石妥善保护起来。接着他四处募资，兴建“景白亭”、花径石牌坊，题刻“花开山寺，咏留诗人”，寄托后人的追思。他所做的这一切，为人们寻找到了一个本原意义上的空间，构建了一个奇特、浓郁、既可意会又可言传的氛围，给“白司马花径”创建了一个重露芳容的“定格”。
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这首诗，虽写得酣畅淋漓，但也只给他一个短暂的慰藉，不能永远地消融他心中的块垒。贬谪江州司马的打击，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使他的生活理念逐渐动摇，开始向佛道倾斜。诗道与禅道原本是相通的。尤其是他在游大林寺后，渐渐地感到在逆境中寻找到了一块“别有一番洞天”的境地，这境地能够使他的精神能量向外的追求与进取实现从容的转化，向内的反思得到不断的升华。因而，加速了这一倾斜的形成。他遍访庐山道观寺院，祭祀匡山之神，为上弘和尚撰写碑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到江州上任的第二年，便在东林寺旁的香炉峰北营置草堂，礼佛参禅，一步步走向独善其身式的闲适自娱。自此，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建筑史上、园林史上，又多了一处溢彩流光的“风景”，孤鹤唳天，荒钟破霜，残漏寒蛩，冷月清辉，为他以后淡人“香山居士”作了一个有力的铺垫。1987年，庐山管理局便将这幢“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编墙”的草堂，移建到“白司马花径”内，供游人参观游览。
解放后，“白司马花径”被辟为公园。新添花卉区、花展厅、动物园、水上旅游区等四个游览点。游人徜徉于花卉区，奇花异草，茂林修竹，点缀其间，使人产生无限缱绻之情。漫步花展厅，赤、橙、黄、绿、青、白、蓝、紫诸色花，争奇斗艳，弥漫着浓郁的香味，真是千般花卉，万种芬芳。进入动物园，百鸟争鸣，啼声婉啭，惹人喜爱。泛舟如琴湖上，可饱赏高山灵湖风光……公园内无处不透露着白司马诗情画意的韵味。
“四月才开二月花”，每到暮春时节，数十株红叶青碧桃、寿星桃、毛桃……竞相怒放，宛若半空中浮动着一片绯红色的云彩，瑰丽万状，以她特有的高贵，毫无保留地吐出孕育在身的全部春色，向人献尽她特有的芳华，让人顿生一种“只今冷落遗故此，令人千古思余风”的感慨。
一首诗开拓出一处传世千载的名胜，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由此可见白居易声名远播。1928年的4月，胡适来庐山，恰值满山杜鹃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岭的杜鹃花绚烂多姿，蔚为壮观。不由得使他想起白居易曾咏过的桃花诗，便步其韵写了一首《杜鹃花》：“长松鼓吹寻常事，最喜山花满眼开。嫩紫鲜红都可爱，此行应为杜鹃来。”
诗是吟了，但如过眼烟云，随岁月流逝，既未形成千人传颂的效应，又未形成构建一处名胜的底蕴。由此我们很难设想，这里如果失却了白居易潇洒的身影和笑声，失却了他在春光下的伫立和在桃花中的苦吟，失却了卧石上苍劲古朴的题刻，只剩下一座荒丘，满地苔藓枯叶，这会是怎样单调冷漠。“白司马花径”也就不复存在，更不会成为游人如织的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