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报业网－新华日报   2007-06-07 08:31:49  [发表评论]   

 
　　

　　编者按：今天，我省52.6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已走过了30年历程。1977年那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改变了数以十万计学子的人生轨迹。30年过去了，高考制度对当今中国仍然产生着重大影响，高考依然是牵动千家万户的热点话题。本报刊发这组报道，旨在回顾30年前的那段历史，如实记录30年来的高考发展历程。　1977：他们亲历高考

　　恢复高考后的江苏省第一次全省统考于1977年12月23至24日进行，31万人报考高校，其中应届生7万，往届生24万，1977年招生工作于1978年2月完成，计划录取9556人，因为确实需要人才，后扩招4864人，合计录取14420人，录取比例约为4.6%。

　　以上是记者经过多方查证获得的资料。20多天时间里，记者分别采访了1977年时的省招办负责人、命题组负责人、考生等。通过他们的娓娓叙述，那段改变了成千上万人命运的历史再现于我们面前。

　　招办负责人：　扭转了“读书无用论”讲述人：胡星善，原省教委副主任，今年76岁。

　　1977年时，我是省招办工作人员。在此之前，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采取的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招生办法。而许多人就借机拉关系上大学，败坏了社会风气。所以，当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我内心的高兴真是难以形容。但对于我们组织考试而言，难度相当大。省招办当时的编制只有4人，我们就从大学、中专等借调了20多人。印好的试卷没有仓库储存，省教育局临时给我们两间办公室堆放试卷，不像现在有专门的试卷保密室、保密柜、双层防火防盗门，当时放试卷的房间都是玻璃窗、木头门，一拳头就可以砸烂，我们只有派人24小时值班。试卷运到各地没有专车，苏北各市一般借车来运，苏南各市就通过火车运，火车上没有专门的守卫，招办的同志就围在四周，哪像现在荷枪实弹，专车专人护送。

　　高考终于开始了。考试由各市组织，考场放到了县。由于省里力量不够，第一年采取的是分市阅卷。1978年的春节，我们一天也没有休息，因为紧接着就是录取了。我记得当年本专科一起划线，满分400分，最低分数线为200分。

　　1977年高考，使得大批在“■■”中失去青春年华的学子圆了求学的美梦，也为国家建设、社会进步提供了人才基础，那些学生现在已是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恢复高考产生的力量之大呀！它打破了“■■”中“学了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谬论，扭转了青年人中盛行的“读书无用论”，也纠正了招生中的不正之风。更重要的是，以恢复高考为突破口，国家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进而是“教育优先发展”，再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不断提升。

　　命题负责人：　20多人20多天完成命题　讲述人：朱轸，原省招办主任、1977年高考命题组负责人，今年83岁。

　　1977年的招生命题、试卷印刷和考试阅卷等工作均由各省负责，江苏确定除考政治、语文、数学外，文科加试史地，理科加试理化，4门课总分400分。

　　从确定恢复高考到正式考试，中间只有两个月左右，时间紧，事情多，任务重。其中首要的是命题，在哪里命题？由谁来命题？在招生委员会会议上，省水利厅厅长提出溧阳有个沙河水库(现在的天目湖)，那里四周人烟稀少，便于封闭管理，保密性好，是比较合适的命题场所。命题人员不够怎么办？我们从省内高校及一些中学抽调了20多名各科优秀教师，组成了命题组。

　　这些都定下来之后，由我带队，命题组集中到沙河水库开始命题。不超过中学教材的范围，是我们命题的最大原则。另外，也考虑到长期没有考试，学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所以题目相对简单一点，也没有“别别窍”的题目。

　　当时的沙河水库物质条件较差，连厕所、浴室也解决不了，有利的条件是水库的鱼多，每餐都能吃到四五道红烧鱼、清蒸鱼、砂锅大鱼头。天天吃鱼，那里的鱼又太肥，肚皮上的肉跟肥肉一样，后来大家吃腻了，看见鱼都不想吃了。

　　就这样历时20多天，命题组较好地完成了使命。全省统考结束后，各地对命题质量反映良好。1978年以后，改由全国统一命题，省、市组织考试。　考生：

　　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讲述人：童星，1977年江苏省文科高考状元，现为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6年，我在南京一中读高二，由于我参加南京市数学竞赛获得了二等奖，按规定可以破格提前一年参加高考。但这时命运却和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高考制度被取消了。我被下放到宝应农村插队。

　　我先在生产队劳动了4年，最苦的就是下地耕犁，经常踩到玻璃瓦碴，两只脚都是血淋淋的。后来到宝应县泾河供销社工作了6年，参加高考时，我已经30岁。我记得考场设在宝应县中学，当时大家都是以轻松的心态参加高考的，其中有好多人是考着玩的。高考之前我一直上班，即使考试两天我也是边工作边考试。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数学我只复习了一天，翻翻课本，把公式重新过了一下，特别难的三角部分着重看了一下。结果，4门总分400分的试卷我考了386分，其中数学100分，政治99分。我为什么考得好？首先是我读中学时数学很好；其次，连续几年我一直从事宣传报道，所以语文、政治、历史对我来说不难；地理嘛，我有个爱好，就是从中学起一直收集地图。

　　我后来被南大哲学系录取。进校后，我们班上共72个同学，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我已经31岁，而且有了3个孩子。毕业后我留校工作，曾经担任哲学系副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鲁迅的《故乡》中闰土写得非常真实，儿时的玩伴因为生活道路的不同，命运也不一样了。我曾经回宝应农村看过，一起插队的一批人，有的通过学习后来成了教授、干部或老板，有的则成了下岗工人，或是一辈子靠土地吃饭。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没有恢复高考的政策，我也许现在还在农村。

　　1987：火热的高“烤”，轻松的考生　采访对象：李涛，1987年参加高考，现为东南大学学工部副部长。

　　李涛是徐州沛县人，家在农村，毕业于沛县中学。据他回忆，高考在7月7、8、9日三天进行，李涛学的文科，共考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6门，总分640分，语数各120分。那真是火热的高“烤”！那年高温，李涛住在自己学校里，骑自行车到设在沛县二中的考场要一刻钟，到那儿时已经一身汗了。考场内没有空调，连电扇也没有，县招办就从肉联厂找来大冰块降温，考场前后门各放一块，但考生们还是挥汗如雨。“当时冰棍一毛钱一根，从考场出来我有时买一根解解暑。”那种凉而甜的感觉一直留在李涛的记忆里。

　　“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还是比较轻松。”李涛说。他都是自己去考场，没有人送考，在农村的父母也没赶到学校来。别人的父母也很少送考，几百个考生中，有家长在考场外等的也就10多个。上午考完了，中午李涛就在考场外的小餐馆，花不足一块钱吃碗面条或大饼什么的，也没考虑卫生或营养问题。

　　有一个细节李涛印象很深。“不像现在的高考试卷是很厚的一本，当时是一张长条纸，不过纸张很好，看上去很舒服。”他们平时用的卷子都是油印的，卷上黑乎乎的。因为当时他们连1985年、1986年的完整高考试卷也看不到，老师就通过各种途径找来一些高考题目，然后自己油印卷子给学生做。

　　考完后，老师对李涛说，7月底8月初可以到学校查分。家里没电话，到了时间李涛就直接赶到学校，老师给每人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各门课的分数及总分。李涛考了570多分，被南师大政教系录取。

　　1997：第一代“独生子女”上考场　采访对象：刘天天，1997年参加高考，现为南京移动集团数据部业务主管。

　　刘天天1979年在南京出生，属于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条件逐渐好了，我们没吃过苦、没受过累，生活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环境中。”他自己评价。这样造成他周围有的同学独立能力、判断能力差，到了高中还不能融入学习的氛围，不能独立面对困难，也不能以成熟的心态面对压力。

　　中学6年，刘天天都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刘天天对高三下学期生活的感受。他的成绩原来不算很好，所以更用“题海战术”来找到自己的知识漏洞并弥补它们。每天早晨他6点多起床，7点一刻左右到校，上课时大量地做题、老师反复地讲题，下午五点多钟放学，回家后都要学习到十一二点，偶尔也会过十二点。“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做题，大部分同学都是这样的强度，少数同学还请了家教。”刘天天喜欢打篮球和玩游戏机，到了高三就全部放下了，他的同学也都基本没有时间享受兴趣爱好了。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寄予的希望也更大，无形中增加了孩子的压力。

　　高考还是7月7、8、9日三天，理科考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5门，总分750分。考场就在金陵中学，刘天天自己骑车去考场，没有要父母送考。但每当他走出考场时，总能看到黑压压的一大片家长，估计一半以上的考生都有家长送考。刘天天的父母则在家精心搞好后勤服务，做些可口而清淡的饭菜，保证他有充足的能量应考。刘天天听说，因为天气热，高考期间有的同学全家搬到宾馆住了3天。

　　那一年，刘天天考了575分，被东南大学无线电系录取。　2007：抓紧手里每一个“硬币”

　　采访对象：张婼姮，现就读于南京市第十三中学高三(7)班，2007年6月参加高考。

　　进入高三，张婼姮和同学们每天重复着这样的作息——早上7点到校，晚上9点半离校。每天14个小时泡在学校，花去了一天的大半。剩下不足10个小时，刨去吃饭、睡觉的必要时间，所剩无几。要想回家后再加班加点看书，就得从睡觉的时间里挤。班里的大部分同学确实也这样做了，一早到班上那满教室的咖啡香和那醒目的黑眼圈就是最好的佐证。张婼姮家离学校较近，晚上9点半放学，9点50定可以到家。吃过妈妈的爱心餐，她一般会在11点或11点半结束战斗。算来一天还有六七个小时的睡眠，引来周围同学羡慕的目光。

　　“就坚持一年吧！”同学们总会在有些精疲力竭时这样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此时我们就是一个个吝啬鬼，抓紧了手里的每一个硬币。”张婼姮说。每天，他们见得最多的是试卷，重复最多的动作是做试卷，经历最多的是考试，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分数。

　　进入高三，张婼姮最爱听的歌是《最初的梦想》，她最爱这样一句歌词：“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不知道别的同学怎样，我只想谢谢父母，我依靠的肩膀来自父母。”她的母亲8点上班，却也在6点起床，忙完早饭后喊她起床；晚上又留好走道里的门，等她回家，然后厨房里又是一阵忙碌，端上的是一杯热腾腾的牛奶。细节的串联就是爱的全部，她相信，母亲的身后，还有着无以计数的父母，用爱点亮了一盏盏灯。

　　对于未来，张婼姮心中也有这样那样的梦想。但她不得不看到现在激烈的竞争，不得不想到就业的压力。“高考这一被贴上时代标签的事物，对于我们来说，应是我们能更好地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也应算做我们十八岁的混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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