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条》制定前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 　　　　　　　　　　　　　　　　薄一波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党中央原想在会议 期间请各地与会的一些同志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后来实际上开成了长达 一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但是，在这段时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严重 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 ，二是运动的搞法。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从运动一开始就提出来了。少奇同志认 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则 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他在我报送的陈正人同志在洛阳拖拉机 厂蹲点报告上的批示中，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 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在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少奇同志说：陶铸同志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 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 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主席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 ，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 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少奇同志提出：主要 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陶铸同志表示赞成。毛主席则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他还引用杜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诗句，说明 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但是，少奇同志仍然坚 持：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 起。毛主席反问到：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十六条》中明确指出：关于运动性质的几种提法，即四清和 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 主义道路（包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当权派”。但是在讨论中，与会同志的意见仍 然不一致。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在12月28日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常委会谈过，也 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 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 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交叉的教育运动。一九六二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 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1965年 1月5日，当陶铸同志谈到形势的新特点时，毛主席又说：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是 讲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杭州会议以来 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 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搞法，前已说过，少奇同志强调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 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结果导致了一系列“左”的做法。对少奇同志的这 些主张，毛主席在会上从一开始就表示了不同意见。在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主席虽然说“现在还是反右”，“不可泼冷水”，但又强调“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 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他说 ：“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 、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 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大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在这个期间，还发生了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件事是毛主席过生日。在12月26 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 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 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 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 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 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第二件事是毛主席在12月28日的讲话。他是自己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的。 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态度这两个问题之后，他接着说：请你们回去也 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 守。还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 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第三件事是《十七条》的停发。12月30日，毛主席将《十七条》中关于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作了如下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有在幕后的”，“在幕 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 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同时批示： “照改的（第二面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 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12月31日经少奇同志同意，中央办公厅发 出814号文件，通知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指出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 下发，井自行销毁”。由于这个文件停发，会议又继续开了下去。 　　1965年1月3日晚，毛主席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少奇同志。他说“四清 ”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 ”；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冷冷清清”；第 二个十条“太长了，太繁了”；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 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 就不要硬找”。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将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内容变为二十三条，题 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向题》。在修改过程中，毛主席加写了一 些很严厉的话。如：“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 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由外矛 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1月14日，由彭真同志将文件送毛主席审阅后，正式发出，会议至此结束。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批评这样尖锐，除了在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及 如何搞法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个主要原因外，与当时正在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以及陈伯达在其间所起的不好作用有关。在这次会议上，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代表们 也普遍认为各方面的形势越来越好。1964年12月27日下午，朱德同志在会上说：“对基 层政权也要一分为二，有好的有坏的。当权派，点上摸的情况是好的不多，应该还是好 的多”，“这次人代会反映的问题也很多。两个会议两种反映，一分为二”。1965年1月 5日，在宋任穷同志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时，毛主席插话说： “在人代大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这种气氛，各地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 起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不满。而陈伯达看到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不满意，便在1964年12月 27日下午的发言中，顺着毛主席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说：所谓清不清，历代就 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 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的，性质不清楚，就 会迷失方向。他这个发言，受到毛主席的欣赏。后来毛主席修改《二十三条》时，特别 把这个意思写了进去。原来制定的十六条的停发，也是由陈伯达建议的。很显然，陈伯 达的发言和建议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已发生的分歧中，起了不良的加剧作用。 　　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 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 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 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 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 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对于中央领导层中的这些分歧，广大基层干部和群 众是不知道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提法，当时 并没有引起大家普遍和足够的重视。倒是《二十三条》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 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二十三条》下达以后，各地纠正了“四 清”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使运动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摘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